在检察官具体求刑对法官之影响方面，研究发现，相较于被告或辩护人之求刑，检察官之具体求刑或刑度意见表示，虽不被视作量刑之拘束，惟亦得到法院相对之尊重，有个案法官将检察官具体求刑视为该案件量刑之上限。分析其理由，除了司法官同考同训，审检分隶后仍有同气连枝之谊外，检察官为国家公益代表人身分，为公益涉讼，均较能得到法官之信任；惟此一尊重仍需在法院内控之量刑刑度实际区间之内，逸脱此一范围，则丧失对法院之影响力。从而，检察官是否正确了解法院量刑运作之惯行、预测量刑区间，在求刑时至为重要，检察官也以“符合当前量刑惯行”作为对个案判决量刑之基本要求。
值得注意者，个案法官强调具体求刑附具理由时，将提升具体求刑被接受之机会。备具理由甚至加以计算得出之具体求刑刑度，颇受好评，接受提高之原因，在于能提醒法官注意该案件中原本未注意到之量刑特征，愿意跟进酌调刑度。
在上级审撤销原判决所形成的绩效（或称办案维持率）压力之下，个案法官虽对上级审之量刑有不同意见，惟普遍坦言仍受上级审之拘束。除了维持率之外，服从上级审之刑度意见，亦有藉以内化融合个人量刑于该上级审量刑惯行，维持公平之作用。
（三）量刑调查程序
研究发现，在被问及量刑事由调查强度问题时，受访个案检察官及法官均认以自由证明或释明即可，无个案认此部分须严格证明，申言之，量刑事由之存否，通常只是由被告释明，佐以自由之证据方法（不以法定证据方法为限，如提出户籍誊本、清寒证明），不经正式之证据调查程序（不采交互诘问，无提示证据程序），即凭盖然性之心证予以认定。
（四）检审书类记载与心证公开方式
检察官之起诉书、声请简易判决处刑书、缓起诉处分书、职权不起诉处分书如有求刑表示，应列出求刑心证；法官之判决书惯例上则必于理由栏内叙述量刑理由，上开记载多以“爱审酌（检察官为‘请审酌’）”之惯用语起始，置于书类后段。本研究发现，书类记载之心证公开系以例稿[2]为基础而稍作变化，一方面在所见犯罪特殊应予轻重部分多作着墨，另一方面也回归例稿，强调“已检视一切量刑情状”。部分个案法官进一步表示背后之因素，在于：1．在内控之量刑刑度实际区间内量刑，原即会获得上级审之支持，不待多言；2．心证本身形成之过程如果清楚交代，将受社会肯否见解之公评，不如从简自我保护。
（五）小结—台湾求刑与量刑惯行之问题
经由上开求刑与量刑惯行之分析，不难发现台湾地区量刑实务有以下病征：
1．求刑、量刑与刑事政策缺乏联结
在“遵守内控刑度实际区间”之概念主宰量刑之下，“惯行”始为裁量内部限界之灵魂，备具理由之具体求刑及量刑只能侧身配角。在内控区间范围内的求刑与量刑，即使理由简陋，援引例稿，仍有高支持度；在内控区间范围外的求刑与量刑，即使引经据典，仍有不被支持之高度风险。此一氛围之下，所有的刑罚刑事政策及犯罪学学理与量刑结果欠缺高度因果关系，自属当然。在此一狭窄之内控区间内，所有刑罚刑事政策均无法妥适反应在量刑之上；新兴之量刑刑事政策，因未及在内控刑度形成时躬逢其盛，亦难以实质左右任何量刑结果。即使“刑法”第57条修法明定以“罪责原则”为量刑基础，似对原有量刑内控区间及“累犯加数月”、“同质前科再犯者参考原刑度再往上加”等失衡侧重犯罪人量刑因素之量刑惯行有何涟漪。审检似乎只是共同形塑“大家都差不多”的量刑结果，以此宣示平等原则，相互换取刑度的正当性。
2．求刑、量刑并未正确实践平等原则
审检坚守内控区间及其它量刑惯行之理由，经常在于维持量刑之横向公平。事实上，在苦心经营之下，高度量刑歧异之判决固然不乏其例，但总体而言，量刑刑度只是被审检共认为总体偏轻，的确未发生大量判决重大歧异之情形。美国采行高度精致化、量化之基准，尚容许法官6个月以上之量刑差距[3]，台湾地区法官量刑之刑度不能说存在重大歧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