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深究此一平等原则之实践方式，显有吊诡之处。检审以逢机选择判决模拟手中个案为求刑及量刑，作为主要的内控机制，此举不可能大规模抽样及分析归纳，充其量只可说是低样本数、低信心水准之方便取样（convenient/ haphazard sampling)，有高度偏误之可能{2}，其渗入主观认知之“内控区间”显非稳定。宥于数篇无法全面了解之判决前例，在无从核对犯罪之动机、目的、手段、所生危险损害等量刑轻重事由是否相同之际，径自比附追随此一内控区间量刑，似有将不同事项作相同处理之高度风险，而有假性齐头式平等之虞。
3．检察官求刑质量低落
多数个案检察官忽略具体求刑，或只有就重大案件始为具体求刑；求刑时，亦竞相参照法院内控之量刑刑度实际区间为之。考其原因在于，检察体系习以起诉案件有罪与否为案件胜败之唯一指标，就具体案件应受如何之量刑为当，恐较法官更加陌生而无自信，甚至有检察官抱持量刑为法官专属职权之见解，因此对案件之求刑鲜少积极表示意见，等同丧失监督批判能力。
4．量刑调查程序简陋而不透明
有关量刑调查证明程序及证明强度之问题，台湾地区近几年两则“最高法院”判决见解（96年台上字第2357号、96年台上字第3622号），承认自由证明之立场，与受访个案之量刑调查相互呼应。综合此两则“最高法院”判决要旨，所揭示之原则如下：（1)法律上刑之加重、减免事由，因系刑罚权范围扩张、减缩之事由，应予严格证明；(2）非属犯罪构成要件之事实，以经自由证明为已足；(3)“刑法”57条、59条事项，属自由证明事项。(4）所谓自由证明，系指使用之证据，其证据能力或证据调查程序不受严格限制，与卷存证据相符即为适法。甚至在程序上，似亦接受未经提示、未经对质诘问之供述证据及书证。惟自由证明仍要形成盖然性之心证，一个可能由单方提出、未经提示对造，经陈述状递附卷内之“村里证明”、“户口簿”、“在职证明”等，又如何能形成“情堪悯恕、生活状况不佳”等量刑事由存在之盖然性心证？同样地，在不利被告方面，以“毒品前科”推论犯罪人之犯罪动机，暗予加重刑度，同样是暗以臆测渗入决定他人自由及财产权之判断，前开判决揭示所谓“合于卷存证据”之作法，可能意在肯认当前之量刑调查方式；但此方式则连是否称其“自由证明”之名，亦有可疑。
5．量刑心证并未妥适公开
法官、检察官援引例稿、照抄法条表示已审酌一切情状之情形十分多见，实则只有在特殊提及的非例稿部分，始与量刑评价相关。而此一部分之记载，又经常十分简化，少有忠实公开心证供人检视之理念。分析此一心态，除了前述量刑调查证据方式不堪检视，导致缺乏自信之外，分析可能亦与司法官为刑罚决定时之心理状态有关。参考心理学家Hal R.Arkes & Kenneth R. Hammond所言，在心证的形成上，法律判断者经常有简化问题而倚靠直觉之倾向，此种探索偏见（heuristic biases）中形成的心证，却是受合法性保护的{3}。
三、荷兰具体求刑制度见闻[4]
（一）北极星准则之产生背景
荷兰刑事诉讼量刑架构：北极星准则（BOS-POLARIS）系荷语Beslissing Ondersteunend Systeem及Project Ontwikkeling Landelijke Richtlijnen Strafvordering之缩略字，其意为裁量支持系统—国家刑事检察准则发展计划。经由上开计划，为配合荷兰刑事诉讼制度而产生了此一具体求刑计算机指引软件。在荷兰诉讼制度下，法官与检察官均由专业者担任，有6年相同之训练，没有最低或固定刑度，亦无认罪协商制度（从而刑度不会因认罪与否而改变），所有案件都可能进入法院。检察官具体求刑，有很大的裁量空间，也造成公平性上的疑虑。举例而言，脚踏车窃盗（荷兰都市内脚踏车人口众多，荷兰重大刑案发生率很低，但犯微罪者不少）实务罚金为150欧元至600欧元，或1周之拘禁；侵入住宅实务量刑为1月至4月之拘禁，并无实际标准。如何作出适合且公平之刑度，一直是刑事诉讼改革的重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