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刑事政策是刑事法治的“灵魂”，“灵魂”不应“出窍”
基本刑事政策是刑事法治的“灵魂”，刑法是刑事政策的具体化、条文化。刑事政策的演进必然会对刑事立法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指导立法的修改、完善，但是，政策不能取代法律，“灵魂”不应“出窍”。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里，刑事政策不是“无边无际”的，刑事政策在追求刑罚的社会效果的同时，不能侵犯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也要遵守罪刑法定等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李斯特语）。在我国，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若干年里，刑事政策都曾经代替刑法，起过刑法的作用。历史留给我们的，不只有特定条件下政策主导带来的积极功劳，更有政策依赖的惨痛教训以及对法治的渴望。“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应有正确定位：就刑事政策是刑法立法指针而言，刑事政策应优位于刑法；二者有各自发挥作用的界域，应各就各位，互不替代；刑事政策与刑法应相互制约，协调发展；相互推动，共同进步。二者关系的核心是在区别二者前提下的互动的制约、促进关系。刑法（主要通过其基本原则）对刑事政策的制约主要涉及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是法治的要求，是权利保障的要求；刑事政策对刑法的指导主要体现在法律的制定、实施和法律变革上，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防卫的要求。而无论如何，倡行法治、保障人权是刑事政策和刑法都应该奉行的基本原则，是已为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司法实践所证实的理性选择。”[17]无怪乎最高人民法院在对自己出台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进行解读时强调，“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必须在依法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好政策的指导作用。”[18]
（三）立法要因时制宜，积极回应政策的变化
刑法具有规范性和稳定性，刑法立法也具有滞后性，这正是刑事政策发挥指导作用的价值空间。司法实践中常常可能遇到这样的难题，即由于观念、条件或其他因素的限制，抑或是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一些内容法律没有规定或规定得不完善之处，就非常需要刑事政策来弥补法律的缺陷，并推动刑法的改革和发展。因为没有具体的法律和制度承载和体现，刑事政策或者“越俎代庖”，突破法治发挥作用，或者只会是一个空洞式的宣言，一个常识性的口号，从而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我们正处在法治初创阶段，且社会呈现快速发展的特点，尤其是经济生活领域剧速变迁，诸多新情况新现象为立法者始料未及，法律滞后是常态，法律的修改也就更显频繁。刚刚出台的法律很快就成为被改革、修订的对象。1997年刑法典修订之后，第二年最高立法机关马上又通过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以后陆续出台了七个刑法修正案和一些立法解释。而这些刑法修订的内容越来越庞杂，几乎已经超出了修正案所能承载的能力范围。可以大胆预测，在“严打”历史背景下制定的1997年刑法典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需要一次全面的修改，毕竟它已难以满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不能适应现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而年初刚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的修改量几乎是前几次修正案的总和，且首次对刑法总则进行修改，也许就是刑法“大修”的铺垫和前兆。毕竟，社会的飞速发展导致法律需求旺盛，由此也将催逼法律供给的扩容；而要确保供给的是良法，因时因地择机修改法律就是非常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