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确立DNA证据证明力的认证规则
综观世界主要国家的相关立法，尽管尚未发现对DNA证据的证明力作专门规定的立法例，但是，由于DNA证据以鉴定意见的形式出现，而很多国家对于鉴定意见的证明力一般有相关规定，因而这些规定适用于DNA证据。不过，在具体立法体例上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是明确规定鉴定意见对法官无任何法定的拘束力，是否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法官最后决定，如德国、意大利等。二是鉴定意见对法官有一定的消极约束力，法院不采纳鉴定意见时必须在判决书中说明不采纳的理由，如我国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149条第2款规定：“如审判者之心证有别于鉴定人意见书所载之判断，审判者应说明分歧之理由。”[11]（P.194）这意味着DNA证据没有预定的证明力，法官可以自由判断DNA证据的证明力。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鉴定结论的证明力没有专门规定。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鉴定结论同其他证据一样，都是证据的表现形式，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从立法精神来看，我国法官有权自由评价包括DNA证据在内的所有鉴定结论的证明力。鉴于实践中存在着盲目依赖鉴定结论，视鉴定结论为最终判断而不注重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证、认证的问题，有学者主张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规定：“鉴定意见没有预定的证明力。”[12]（P.348）[13]（P.258）笔者认为，这一立法建议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有助于刑事司法人员科学地对待DNA证据的证明力。
然而，DNA证据证明力自由评判规则只是赋予了法官质疑DNA证据的权力，使其在认定事实时可以不受DNA证据的约束；但不能阻止法官惟DNA证据定罪。为此，还需要确立DNA证据补强规则，以对DNA证据的证明力进行适当限制。DNA证据补强规则是指在只有DNA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犯罪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印证DNA证据的真实性，就不能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对此，美国波士顿地方法院于2004年审理的一起案件就很值得我们借鉴。在该案中，达林·费尔南德斯（Darrin Fer-nandez）被指控强奸。警方在案发现场提取了凶手的精液，并进行了DNA分析，然后提交法庭作为证据。不过，由于被告人有一位与其拥有同样遗传基因的孪生兄弟达明·费尔南德斯（Damien Fernan-dez），陪审团在评议时无法确定兄弟中究竟是谁实施了犯罪，因而连续两次陷入僵局。后来，在再次开庭审理时，检察官搬出达林·费尔南德斯犯下的另一起强奸案，指出此案与本案的作案手法几乎如出一辙。检察官还通过语言特征区别这对孪生兄弟：达明·费尔南德斯说话有点口齿不清，而达林·费尔南德斯口齿伶俐；而两起强奸案件的受害人都向法庭证实，罪犯在侵犯她们的时候都曾说过“甜言蜜语”，好像他不是侵犯者而是她们的情人，而且其语言表达非常清晰。最终，陪审团根据这些补强证据，认定指控成立。（注释30：Jonathan Saltzman，Rape Defendant＇s DNA or That of His Twin？A Jury Deadlocks，The Boston Globe，June 16，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