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过失相比，鉴定专家故意造假更为可怕。客观、中立地出具科学的鉴定意见，本是鉴定人的职责。早在100多年前，法国法庭科学家P．C．布罗瓦多博士就指出：“如果法律让你成为一名证人，请保持科学的态度。没有受害人需要你协助报复，也没有有罪或者无辜的人需要你的判罚和拯救——你必须在科学的限度内提供证词。”[2]（P.234）当代一位澳大利亚法庭科学家也指出：“我们将自己定位在科学家上。我们从事的一切只是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在司法实践中的体现，我们只向我们发现的事实真相负责，我们从不关心是谁出钱委托我们工作，司法鉴定不是商业行为，等价交换规律不能操纵法律的运行。”[3]（P.241）
然而，实践中确实存在鉴定人故意提供虚假DNA鉴定意见的情形。如美国弗吉尼亚州警局实验室法庭科学家弗雷德·蔡恩（Fred Zain）因在134个案件中故意提供包括DNA分析在内的虚假专家意见而受到刑事追诉；（注释24：Paul C．Giannelli，Ake v．Oklahoma：The Right to Expert Assistance in a Post－Daubert，Post－DNA World，89 Cornell L．Rev．1305，2004，p1319．）美国伊利诺斯州警局实验室法庭科学家帕梅拉·菲什（Pamela Fish）因在2起案件中故意隐瞒无罪的DNA检测结果而被开除。（注释25：Craig M．Cooley，Reforming the Forensic Science Community to Avert the Ultimate Injustice，15 Stan．L．＆Pol＇y Rev．381，2004，p402。）美国佛罗里达州的DNA分析专家约翰·菲茨帕特里克（John Fitzpatrick）因被发现在DNA检测过程中故意调换样本、篡改实验数据而被迫辞职。（注释26：Jason Borenstein，DNA in the Legal System：the Benefits are Clear，the Problems aren＇t always，3 Cardozo Pub．L．Pol＇y＆Ethics J．847，2006，p857．）美国FBIDNA实验室的布莱克（Blake）女士在DNA分析I组工作时，有超过100个案子未做阴性对照，却伪造了她是按照标准程序操作的文件（注：邓亚军：《DNA亲子鉴定实用指南》，群众出版社2008年版，P.285。）……面对DNA检测中出现的系列丑闻，有美国学者指出：“因人为的因素导致DNA检测结果错误的情形已遍布美国。DNA实验室的样品交叉污染或者调包等问题在明尼苏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均曾发生”，并认为“这些问题使黄金般的DNA证据开始失去光泽。”（注释27：William C．Thompson，Tarnish on the Gold Standard：Understanding Recent Problems in Forensic DNA Testing，30 Champion 10，2006，p10．）
在我国，DNA鉴定出错的案例也曾发生，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二次强奸案”就是其中一例。2003年6月4日和5日深夜，湖北省鄂州市一名农村妇女连续两夜在家被强奸，随后向当地警方报案。警方接警后，认为6月6日晚上凶手很可能会再次强奸被害人，因此当晚在被害人家周围布控。岂料，当晚凶手竟然在现场布控的四名警察眼皮底下再次强奸了被害人，并逃之夭夭。此案经媒体报道后，警方面临的破案压力可想而知。后来，警察经多方排查并“利用DNA鉴定”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但在审判时，被告人拒不认罪，并申请重新鉴定。再次鉴定的结果显示：被害人阴道擦拭物、内裤、毛巾上的可疑斑痕，非被告人所留，完全推翻了先前的DNA鉴定[4]。再如在青海省海东地区李建林涉嫌故意杀人案中，“第一次DNA鉴定系省公安厅法医因工作失误，把从被害人任成录身上提取的检材当作被告人李建林的，把被告人李建林的又当成被害人任成录的，从而做出了错误的鉴定结论。”[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