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不完全信息假设
按照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基于人的有限理性和事物的属性或状态的复杂性与多变性，人们才有必要设计出各种社会规范（包括法律）来尽可能减轻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并降低对风险的成本支付。[20]
在各种信息场合：1）完全信息是一种静态的理想世界，它假定人们拥有关于某种环境状态的全部知识及其行为后果的完全信息，信息在大众之间不受阻滞而广泛、及时地传播，每个人都能同时接收到相同信息并做出最优的决策。正如哈耶克所说，假如我们具有一切有关信息，假如我们能从已知的偏好体系出发，假如我们掌握现有方式的全部知识，所剩下的就是一个逻辑问题了。[21]2）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人们并不拥有完全信息，且信息的传播和接收都需花费代价，行动后果的不确定性、技术条件的局限性和组织结构的不完善性，对于任何决策者来说，都意味着非常高的成本。3）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社会关系各方当事人存在信息拥有量的差别，或者由于专业化使个人在其自身的专业领域比其他专业领域的个人了解更多的专业知识，从而决定各方处于信息优势者和信息劣势者的不同地位。[22] 非对称信息的产生使具有信息优势的市场参加者很自然地取得了比那些信息劣势的市场参加者更为有利的地位。而当市场活动中非对称信息情况发生时，如下两种结果就不可避免了，一种是信息劣势者不得不使自己面临行为及其后果的“不利选择”；另一种是信息优势者容易作出侵权或垄断等“败德行为”。
纵观上述法经济学的理论假定及其法律后果，可以认识到：法律制度作为影响和制约人类行为的内生变量，其原则规范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主动调适作用，人们并非完全对抗法律，也不会盲目服从，而是循着法律规范所引起的个人利益得失的信号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断产生和变换着对法律的需求，如通过购买（或服从）宪法而得到公共秩序的庇护，通过购买刑法以享受基本生存与生活的安全，通过购买民商法和经济法实现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使用效益，而这些法律需求的范围、样式和水平，又总是受到个人心理因素、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供给水平的影响，良好的法治关系便建立在优化的法律供给和大众法律需求的边际之上。联系到法律改革，就应该通过检验和优化法律规范，矫正权利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引导人们的自利倾向朝既“利己”又“不损人”发展，使外部效应“内部化”， 大大降低社会成本，最终达到“利人利己”的最佳境界。
（二）法经济学基本范畴
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交易成本在法律制度安排、解纷程序和人们的实际法律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是解释法律制度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过程的基本范畴。[23]本文所指就是在一个缺乏法律调整的（权利）混沌社会中，每个社会主体彼此间交易或发生关系（形成“私”的或“公”的法律关系）时可能支付的一系列成本变量。包括：（1）产权保护成本；（2）公害和外在成本；（3）信息发现成本；（4）谈判成本；（5）协议执行成本；等等。如述种种成本变量，形成包含一组成本的交易成本群（Transaction costs），这和法律权利群（Rights）概念很类似，都是包含多种具体二级概念的复数形态的概念。实际上，权利群（被认为是正当的权力）和交易成本群（社会往来和经济交易的必要耗费）之关系，就如同法律与经济的关系一样，具有内在的对应关系。从物权法、合同法、侵权法以及经济法的实证研究中可以发现：通过交易的变化，也是权利（产权）的变化，交易是权利（产权）产生的原因，而权利（产权）则是交易的结果。
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能使交易成本影响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不同的法律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结果。由此就形成了法经济学的如下重要结论：（1）法律制度的存在之所以必要，关键在于它能节约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和由于人们的行为受到有限理性的制约而引致的类似成本的存在及其节约是法律的真正起源和经济本质；（2）不同的当事人对于权利的不同估价是权利发生交易的源泉；（3）在不同的法律和法律规范下，交易成本的高低不同；（4）法律应该明确界定和维护当事人权利，使社会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点；（5）法律供给要与社会对法律的有效需求相一致，越能采用或满足市场交易（合同）方式制定规则，人们守法的可能性就越大。实践中，并不是有了法律，甚至有了理论上促进市场经济的法律就必然能满足社会的法律需求。只有那些符合法律主体的理性选择、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法律，才会被人们自觉遵守。
（三）法经济学基本定理
总结诸多法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梳理出如下几个基本定理：
1、斯密定理（Smith theorem）。自愿交换对（市场上的）个人是互利的。[24]这也就是“无形之手”定理。其基本内涵是如果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那么毫无疑问，循着市场手段的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的最优是可以达到的。
2、规范的霍布斯定理（normative Hobbes theorem）
国家通过建立法律结构，使私人协议难以达成所造成的损失最小。这个从霍布斯写于17世纪的《利维坦》（Leviathan）一书中总结出来的定理[25]，其核心意旨是：由于人们普遍意识到如果大家彼此争斗不已就会两败俱伤，而在保护财产上却可能存在规模经济。因此就需要组建一个用于承认和履行各方产权的政府进行谈判——并达成“社会契约”。而在为消除合作障碍而进行谈判的一个确证无疑的结论是，谈判者的权力明确，他们合作的可能性就大，而谈判者的权力越模糊，其合作的可能就小。在这方面，只有国家才既具有使各方信息公开的权威，又能对各方谈判和协议执行进行有效地监督和控制。一言以蔽之，由于用一个机构建立一套保护产权与社会发展的大规模武力系统比建立许多小规模的私人武力系统更有效率，用国家的公力救济取代私力救济更能带来规模经济效益。
3、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26]
科斯第一定理也称为实证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 I)：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最佳配置，而与法律规定无关。[27]即在一个零交易成本世界里（TC＝0），不论如何选择法规、配置资源，只要交易自由，总会产生高效率的结果。换言之，“只要交易是公开的，只要没有发现强制和欺骗，并在这种交易上达成一致协议，那么，这种交易就属于有效的。”[28]
科斯第二定理也称为规范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 II）：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TC>0），能使交易成本影响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即通过法律的建立和实施，可以消除达成私人协议的障碍。
4、波斯纳定理（Posner theorem）
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赋予那些最珍视它们的人。[29]波斯纳提出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进路（即用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法律问题），是建立在以下三个假设条件的基础之上的：（1）行为人的行为是他们在特定法律条件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当事人对一定权利的不同估价是其交易得以进行的原动力；（2）法律制度在运行中会给当事人带来收益和成本，故可用最大化、均衡和效率来评价法律行为；（3）财产权利界定清晰可以降低交易费用。通过制定使权利让渡的成本比较低的法律，可以促使资源流向使用效率高者手中，从而能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四）法经济学基本方法
按照波斯纳在《法理学问题》中的提法，法经济学研究方法不限于一种，而是从以经济学为主的多个学科中汲取不同的研究进路与方法论，综合而成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工具箱”。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将法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区分出四类：
1、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与集体主义方法论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