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法律意旨是：商品市场中的个人（买者或卖者）与法律市场中的个人（如法治过程中的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守法者、纳税人、代理人、所有权人、保证人或民事纠纷中的当事人等），他们的品行和行为模式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法律人”同“经济人”一样，也会通过对法律制度的选择、严格执行或“规避”寻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途径。个人主义方法论是古典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也自然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基础。而集体主义方法论则是通过对个人主义的改进和批判建立起来的。它把法律当成是一种集体产品或公共产品，强调从环境和集体行动角度来解释和理解个人行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是运用方法论集体主义分析社会问题的典范。它把个人置于社会的历史的条件之下，通过对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等因素的宏观分析，解释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不同于个人利益、并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个人利益的集体利益。在整个法制运行系统中，有关法律组织（如议会、法院等）本身就是重要的法律主体。集体组织一旦成立，就必然会形成新的、与个人意志不同的集体意志，人们的正义诉求只有通过这些组织的帮助才能实现，这些组织内部成员的分散意志只有高度统一为集体性的整合意志时才能更好地维持社会秩序，法律组织和政法机构在其运转过程中也对法律个体的偏好产生着影响，法制建设的成败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体行动者的所作所为。集体主义方法论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一部分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者在内的人信奉的经济哲学方法论。
实践中，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方法论的对立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尖锐，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针锋相对，不如说是相辅相成和互为补充的。按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互补性，来分析“法律人”行为和整个法治化过程，是本文的基本思路。新时代的法经济学研究范式，必须能以辨证批判的思维，包容并综合这两种方法论的合理成分，构建自己的科学体系。
2、经济学的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规范分析，也称伦理分析、是非善恶分析，它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致力于评估法律制度及法律活动将会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判断标准，进而讨论如何实现这些标准。法律的规范分析即“法律应该怎么样”，它不把现存的制度看成是既定不变的，而是先假定可用以对社会关系进行规范调整的法律资源是稀缺的，因此需注意合理配置法律资源，防止法律失效和相关资源浪费。法律的实证分析即“法律是什么”或“法律会怎样”，这种经济分析方法非常适合研究法律实效，即依可测变量对法律效能作定性鉴定和定量分析。具体说，实证分析又包括：理论假定、模型设计和逻辑证明；建立模型和计量检验；案例研究方法；等等。
3、博弈论方法
博弈论也是自二战以来发展起来的，它研究当人们知道其行动相互影响而且每个人都考虑这种影响时，理性个体如何进行决策的问题。一个正式的博弈包括如下几个要素：博弈的参与者、对弈的次序、博弈时对奕者可利用的信息、行动、策略，以及博弈的结果、支付等。[30]法律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有利因素在于：（1）博弈论很适合于分析法律等非市场制度。博弈论所研究的对策行为与法律规则作用下的行为人的行为模式更相一致，在既定的法律关系中，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行动选择，既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也必然受到其他当事人行为的影响，所以，将法律规则下行为人之间的行为互动归结为对策行为更加科学。（2）博弈论承认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并兼顾现实予以解决。它认为均衡的实现要符合一系列严格条件才能达到，指出参与人之间的相互制约是人们选择不利制度和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3）博弈论提供了具体分析信息不完全状态的工具，后者也为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提供了解释。（4）行为的均衡分析。博弈论坚持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均衡分析思路，但它将均衡建立在行为均衡而不是价格均衡上[31]，行为的均衡而不是行为结果的均衡使博弈分析具有更广阔的视野，不局限于得到效率结果，从而有助于得到动态的法律均衡分析结果，具有更强的稳定性。 “正像博弈理论对经济学的全面改造一样，博弈理论也必将为法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为那些希望理解法律是如何影响人们行为的人提供洞察力。”[32]并在实质上成为法经济学的主要应用方法之一。
4、统计分析以及社会调查、预测、评估等方法。
通常也称为社会学方法。包括田野调查、数据的统计与比较、社会实验、抽样调查等等。近些年来，欧美国家的法学家，如弗里德曼（L. Friedman）、马考利（S. Macaulay）、楚贝克（D. Trubek）、格兰特（M. Glanter）、塞德曼（B. Seidman）、基特尔（R. Kidder）等，就法社会学德方法论、法的执行的不同模式、社会结构对法律的影响、解决争端的法律方法与非法律方法的选择以及法官的自由裁量、刑事案件中的交易、交通事故案件中的交易、垄断行为的认定、反倾销税的征收比率、一定时期的犯罪率与其他因素的相关性乃至于欧洲各国央行支付结算的法律控制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统计分析和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就。[33]
就法经济学研究而言，上述任何一种方法都会在某些方面给人带来启示性的思考，虽然各种方法有时候所得出的结论会截然相反，但是如果我们不注重结论本身，而注重考察这种方法所展示出来的特有视角，以及其特有的论证过程，那么不同方法之间的价值也便由此体现出来，在此，与其说它们是冲突的，不如说它们是互补的。这样的研究方法，归根结底是一种综合的方法（和视角），这种综合分析既指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科学方法“联合攻关”，又代表着不同的关于法律的理论的相互碰撞和交叉融合；既从静态的制度层面进行研究，又对动态的法制建设与法治过程予以分析。最终求得对现实问题的有说服力的说明。
三、法经济学范式的理论阐释
法经济学范式的理论阐释，就是法经济学范式的展开，具体包括成本效益理论、法律市场理论、法律供求理论和法律均衡理论。
（一）法律成本效益理论
法律成本是指法律系统运作的全部费用支出。它具体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法治环节中，当事人为实现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资源。法律成本的高低是人们作出法律供给（特别是法律修改和废除）决策的主要依据，是法律主体选择遵守或者规避法律甚至违反法律的行为的“晴雨表”。按法治实现诸环节，法律成本可分为法律制定成本、适用成本、监督救济成本等。法律成本理论的核心是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 分析，即指不同的法律方案实现人们既定目标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在特定的时空领域人们又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在此情况下，对某种社会关系是否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调整？选择何种法律规范进行调整？做出一项决策而不做出另一种决策的相关利弊得失等的衡量等。这个概念表明了人们面对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自身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在制度选择上的不同反应，从而为分析法律制度的比较效益大小及其对相关法律后果，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
而对法律进行效益分析的核心，则在于本身法律就是适应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其变化和发展也根源于不同时期人们利益要求的变化和发展。在此意义上说，利益规律乃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制度。“利之所存，法之所在”，法律通过对权利、义务、责任等的合理配置，可以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法律活动的实质就是权利义务遮蔽下的利益交易。对法律效益进行实证分析的目的，就在于寻找使个人的理性行为既与其预期效益相吻合，又和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并行不悖，已无法通过修改法律来达到适宜的法律制度架构。这一“找法”过程，类似于在多种约束条件下的“极值”求解问题。假定法律环境（时空条件、意识形态等）保持不变，立足于尽可能促使法律低成本高效益的评价标准时，我们发现，法律产品最有效率的供应量是使个人的边际（需求）替代率的总和与制定法律的边际成本（增加每一单位的法律产出所耗费的价值）相等。
根据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法律的边际效益[34]是递减的。法律在最初实施时，由于立法和司法的针对性强，会产生规模效应，法律效益比较高，但久而久之，当边际收益达到与边际成本相等的点时，法律的效益就会转而减少，以至到后来，虽然法律存在，但其效益微乎其微，而产生法律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实践中，降低法律成本，实现法律效益的途径主要有以下要点：（1）按照交易成本规律科学立法，实现法律均衡；（2）建立法律救济的竞争机制，构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3）重视法律的弹性适用，降低法律实施成本；（4）注重法律制度间的支持与协调，发挥规模效益；（5）实现法律规范的标准化和显性化；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