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从规范意义上讲，一切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为目的，立法、执法和守法的真正根据是以法律修辞掩盖着而不是阐明了的经济理由，市场经济规律天然地、内在地决定着法律逻辑，寻求法律的经济依归是法经济学的基本任务。
2、效用（目标）最大化假设
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传统以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其哲学基础，把人解释成利己主义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货币经济条件下就是追求个人“财富”的最大化。这种观念认为主体行动的惟一目标就是使行为人的物质财富（货币财富）最大化。这样虽然便于对人际间行为效果的比较，但同时也限定了理论的使用范围。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定更为复杂，他们经常把社会地位、个人荣誉、个人精神感受等也纳入到目标函数集中去[14]，各种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如集体行为偏好、利他主义、自愿负担、政治和宗教意识形态等）也常常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人类对财富最大化与非财富最大化的双重追求表明，制度或法律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影响着人们为其偏好所支付的成本，决定了人们在法律制度的约束下的行为选择。事实上，人在传统的中国式解纷模式里，一个人在其权利受损或遭受冤屈后，最有可能做的行为，既不是莽撞地报复责任人（私力救济），也不大会直接诉至官府，而是先看双方私下能否协商解决，私了不行再委托某个权威人物予以仲裁，司法救济手段只有在纠纷久拖不决的最后时刻才会被考虑到。这种不愿或不主动选择诉讼的观念至今仍有遗留。有调查显示：尽管中国农民普遍认为通过诉讼解决纠纷获得的结果最为公正，但考虑到较高的审判执行成本，90%的人最终还是倾向于公正性不尽人意但却成本低廉的干部解决和私了方式。[15]
3、稳定偏好与需求偏好的多样性假设
美国法经济学家孙斯坦认为，“隐藏于行为选择背后的不是单个的东西，而是多个东西——志向、趣味、物理状态、对现存角色和规范的反应、价值、判断、感情、动力、信仰、奇思怪想，等等——毫无规则的集合，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将根据特定的情境产生特定的后果。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偏好是由社会情境构成的，而不是由社会情境引出的。换言之，偏好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情境的一项功能，也是占主导地位的规范的一项功能。”[16]其意思是说，世界运动有其客观的规律，文明社会的成员都遵循一些并非有意构建的行为模式，从而在他们的行动中表现出了某种常规性（regularity）。这种行动的常规性并不是命令或强制的结果，甚至常常也不是有意识地遵循法律的结果。这种遵循和坚持，实际上就是对牢固确立的习惯传统和稳定的秩序本身的稳定偏好。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意识常常是无形的、潜在的，深深植根与人们的风俗习惯之中。哈耶克就此指出，“对这类惯例的普遍遵守，乃是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得以有序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惯例的重要性，甚或对这些惯例的存在亦可能不具有很明确的意识。”[17] 这种对秩序和传统的确定依赖和偏好，基于不同区域、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路径的多样性，主要表现为村规民约、风俗习惯、舆论评价、伦理道德、宗教教法等多种形式，并俨然成为法律活动得以发生和展开的“秩序”前提。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国家制定的法律不符合人们对“秩序”的稳定偏好，人们仍会“不由自主”地遵循旧的习惯，变相地抵制现行法律，只到现行法律做出某种让步或者变通的规定为止。例如，土耳其共和国为实现现代化，于1926年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了《瑞士民法典》，而不惜以彻底牺牲传统的伊斯兰习惯法为代价。但是，当国家颁布的现代民法典进入民事婚姻领域时，土耳其的农民和小市民仍普遍地适用旧制，以致依成文法是非婚生，而根据民众的传统观念却为婚生的孩子的数目不断扩大，因而不得不借助特别法使这些孩子获得合法地位。这既反映了文化传统对成文的民商事法律的影响，又表现了人们原有的稳定偏好对法律的制约作用。
4、有限理性假设
法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假设来自于：（1）现实生活是复杂的；（2）事务本身是发展的，因而其属性和状态是不稳定的和不可确知的；（3）人的头脑也是一种稀缺资源，人自身生理和心理的限制，要穷尽所有的行为可能并预见所有行为后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4）搜集信息、处理及计算、行为本身的执行都是有成本的。由此，有限理性不仅反映出客观现实（事务和环境是不确定和复杂多变的），而且也反映了人的经济特性（个人会本着成本节约和合理使用的原则去搜集和处理相关信息）。正是因为有限理性，所以人们才需要集团、制度与组织，需要分工与协作，需要法律与契约，以对付个人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的理性不足。
人们的理性认识有限，也注定了人定的相关法律规则也不完美，是有限的。人们在法律决策过程中寻求的并非“最大”和“最优”标准，而是“满意”解。在法律运作实务中，往往通过以下方法弥补法律主体有限理性的缺陷：（1）援引最相类似条款，类推适用于特殊的法律事实，从而使法律获得一种自我调适的功能。（2）预留“法律空白”有待事实发生后加以填补。（3）法律效力不完全，出现瑕疵（如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不当影响、欺诈、胁迫等），而赋予一方当事人撤销权的方法。（4）设置灵活机动的法律原则，允许当事人依据具体情况进行法律行为的方法。（5）采用恰当的法律行为的解释方法，努力探求真实意思。
5、机会主义假设
按照威廉姆森（Williamson. O. E）的定义，机会主义假设是指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是强烈而复杂的，往往借助于不正当手段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以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倾向。[18]法律主体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突出表现为“法律规避”。法律规避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几乎令各国的统治者对其颁布的法律有效性问题感到怀疑。从规避的主体上看，各阶层、各团体，甚至包括制定法律的统治者在内都极力逃避法律责任或绕过法律栅栏追求个人、集团的某种利益。显然，以法律意识淡薄、道德素质差、文化水平低等因素来解释法律规避的普遍性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法律规避背后必然有只“看不见的手”在默默地、强有力地驱使法律框架内的人们选择规避，这只“手”如同市场的价格机制引导厂商如何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一样引导人们规避法律。换言之，如果法律的供给和需求失衡或由于法律秩序自身的原因无法满足法律主体的需求，或者其守法收益低于规避法律收益，法律主体就会产生规避法律的动机。因为此时他们选择规避法律才是理性的，选择守法则是非理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机会主义假设实际上是对前述追求理性行为假设和有限理性假设的补充。在不同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表现可能有所不同，并非是他们的理性不同，而更可能是因为他们所面临的法律环境和自然条件以及由此造成的可选择方案不同。对此，我们更应该发现并改变导致人们行为异化的法律制度，而不是简单地发布禁令或严惩。
6、法律稀缺性假设
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决定了资源稀缺性在人类面前是一个常态。这样的资源的稀缺性除了人自身资源（体力、智力和心理的承受能力等）和物质资源的稀缺性之外，还包括非物质资源，如信息、制度和法律等的稀缺性。
在法律世界里，权利是稀缺的，特别是那些排他性权利（如人身权、物权、知识产权等）尤为稀缺，因此人们争“权”夺“利”。法律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一种稀缺的资源。只不过其稀缺性质并非像自然资源一样源于“匮乏”，而是源于法律规范供给的有关约束条件。也就是说，尽管从表面上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任意创设法律法规，制度创新并不困难，经验借鉴和法律移植也很容易，但是法律制定并实施的条件和成本却限制了政府的选择空间，甚至扭曲了政府的理性行为。以致于现存的法律制度不仅难以达到最优水平，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发生相反的运作，出现了成本高昂、效果很差的“法律失效”现象。此外，受到法律的需求压力、法律创新成本相对高昂以及法律的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19]等因素的制约，法律、特别是形成有效供给的法律（即良法），必然存在稀缺性。换言之，法律在使有限资源满足人们的需要时，发挥着巨大作用；而良法资源的稀缺，又激发人们进行法律改革或制度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