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辩护律师取证倾向性是现代诉讼的逻辑推演。从诉讼的实质而言，正是诉讼两造对事实认定或法律理解的倾向不同，才需要诉诸司法，以求自己的倾向得到法官的支持，进而化解纠纷。如果控方和辩护律师的倾向都是一样的，那么被告就可能沦为诉讼客体，审判就可能成为一种形式。因此，辩护律师取证倾向是诉讼的应然预期，也使得诉讼有了存在的前提，使得司法具有了正当性。从诉讼功能的实现而言，控辩双方出于自利性，必然会竭尽所能地维护自己的主张、攻击对方的主张，由此而不断地去伪存真，“真理越辩越明”，才能最大化地还原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现代诉讼理念及制度设计都力求构筑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三方结构。而辩护律师取证倾向能够与控方证据形成交叉对抗，进而促进真相图景的重现。这不仅能促进裁判的准确率防止错案，也能够提高诉讼效率。同时，通过控辩双方不同倾向的充分对抗，使得被告和社会大众切身感受着正义如何降临，实现看得见的正义。
第三，辩护律师取证倾向性是辩护特性的必然要求。充分的倾向才能实现诉讼三方结构的本意，即诉讼各方各司其职，这才是对正义的最大保障与实现。控辩双方的侧重点明显不同，辩护律师的职责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无罪或罪轻，实现被告的自我防卫；而公诉人主要职责却是证明犯罪。通过双方举证、质证，发挥查明事实、辩明是非的作用，减少司法专断和舞弊的机会，弥补对方查证举证的片面现象，使法官真正查明事实真相，使审判趋于客观公正。如果辩方不能自卫，辩护律师不能具有倾向性，那么辩护律师甚至被告都成了第二公诉人，则现代诉讼理念及制度所具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荡然无存。充分的倾向才能使得被告认同司法及其裁判结果。辩方的自卫要求一种参与和表达意见的机会。参与和表达所体现的倾向性越充分就越体现尊重参与者的理念，越能够使参与者从中获得一种公正的满足感。因为“一种法律制度如果不能保证当事人参加到裁判活动中来，就会使裁判的内在品质受到破坏”[2]。我国被告人上诉和申诉的比率居高不下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没有充分的行使辩护的权利，即被告人没有充分地参与到诉讼裁判决定的过程中来，或者辩方的辩护倾向性没有充分地体现，从而认为自己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辩护律师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进而对裁判的结果无法认同。辩护特性的充分实现需要取证倾向性的充分体现，即对辩方利益的充分偏好，否则即是“他卫”而非自卫。
二、辩护律师取证倾向性的法理限界
当然，强调辩护律师取证的倾向，并不是认同倾向的无限扩大。我国辩护律师并非依附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是具有独立的地位，依据事实和法律独立进行辩护。因此，该倾向性必须有限界。美国世纪审判中辛普森的辩护律师艾伦·德肖微茨认为：“被告辩护律师，特别是在为确实有罪的被告辩护时，它的工作就是用一切合法手段来隐瞒‘全部事实’。”[3]即辩护律师应该从被告的利益出发，用尽一切手段来维护被告的利益，而其限界就在于法律——只要合法的皆为可行。而我国对律师的辩护要求是依据事实和法律。但是，事实和法律的具体界限又不甚明了。因此，首先必须从情、理、法入手，找寻其内在的理性限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