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给人造成的心理创伤是相当严重的，这种心理创伤可能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影响人的一生，绝非在刑事诉讼中经过一定时间的间隔或者变更讯问地点即可改变。在赵作海、佘祥林等多起冤案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冤案当事人不仅在整个刑事诉讼流程中不敢翻供，即便在多年服刑期间仍不敢喊冤、翻供[6]，这时距刑讯逼供已经事隔多年，间隔时间不可谓不长，但当事人仍心有余悸。因此，笔者认为，仅仅是取证时间和空间的变更，并不足以中断原有的因果关系。
第二，取证主体的变更，会否导致原有因果关系的中断？曾有观点认为，取证主体的变更，可以导致原有因果关系中断。据此，虽然对于公安机关采用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应当依法排除，但若变更取证主体，如由检察官取代公安人员依法进行讯问，而犯罪嫌疑人仍作出有罪供述，那么，该口供即可以作为证据使用。龙宗智教授也持这一观点，只不过，他认为警、检之间同质性较高，被告人唯有在审判机关面前所作的有罪供述，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在域外，因为警、检、法三机关在诉讼中的角色分明、职能清晰，虽然警察仍有可能实施刑讯逼供，但强调司法性、中立性和客观性的检察官和法官，却不太可能对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刑讯逼供，因而，变更讯问主体，即由检察官或法官取代警察进行讯问，被视为可以中断原有违法取供行为的影响，其所获口供可不予排除。当然，如果有证据表明，警察在实施刑讯时曾威胁嫌疑人不得在检察官面前翻供，虽然此后检察官再度讯问时并未使用非法方法，但因为先前的非法审讯继续影响被告的任意性，因此，即使被告再度自白，同样在禁止使用之列。[7]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和刑事诉讼体制下恐无法完全适用。这是因为，我国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奉行的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三机关同质性较高，而现行刑事诉讼法注重打击犯罪而轻视人权保障的价值导向，又形成了三机关较强的追诉倾向以及“流水线作业式“的办案模式，在这种司法体制和诉讼机制中，检察官和法官本身的中立性、客观性严重不足，况且按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惯例，重大、疑难案件还实行政法委领导、协调下的三机关联合办案制度。在这种同质性较高且追诉倾向较强的司法体制和办案模式下，前一阶段（侦查）诉讼主体的行为和结果，很容易为后一阶段（起诉、审判）诉讼主体所认同，单纯变更取证主体，恐无法有效切断先前刑讯逼供行为的影响。试想，面对侦查机关的刑讯高压，身体和精神遭受重创（尤其是那些反复多次遭受刑讯）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谁不是心有余悸，又如何胆敢在检察官讯问时翻供？！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频频发生的刑讯逼供案如赵作海、佘祥林等案中，哪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是被侦查、检察机关反复多次取供？！但结果并非事实越来越清楚，而是事实越来越模糊，为什么会这样？盖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被“打”怕了，不可能再作出真实的陈述，甚至到了法庭之上，也不敢再翻供（按照佘祥林等人的说法，当时已经是“一心求死”，因此，侦查人员让怎么说就怎么说，哪怕在检察官和法官面前也是如此）。可见，在我国，单纯变更取证主体，无论是由检察官还是由法官来进行讯问，均不能完全抵消原有违法取证行为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中断原有的因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