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两种模式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美国福利行政正当程序的发展中，法定权利模式与授权合同模式各具特色、各有侧重，两种模式的转变和更替折射了美国福利行政任务的变化与差异。法定权利模式顺应了人们对积极行政的渴望，授权合同模式则是由高福利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所催生的。聚焦这两种模式时，它们的特点清晰呈现：
第一，联邦主导抑或各州主导？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福利行政中所拥有的权限看，法定权利模式属于联邦政府主导型，授权合同模式属州政府主导型。具体而言，在法定权利模式中，联邦政府扮演了主要角色，州政府的自由裁量空间很有限。如在AFDC中，联邦政府制定了福利领受人的适格标准、领受福利的不同级别等统一标准。州政府在本州的福利计划中必须严格遵守这些标准，否则无法获得联邦政府的拨款。相反地，在授权合同模式中，联邦政府退居次要角色，州政府则成为主角，如在TANF中，州政府在决定是否授予福利资格、决定福利期限、分配福利额度等方面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第二，司法主角抑或立法主角？从主导福利行政程序的主体看，法定权利模式属于司法主角型，授权合同模式属于立法主角型。在法定权利模式中，美国法院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审时度势，在民权运动高涨和能动主义司法观等因素的影响下，在判例中确认了福利的法定权利属性，将福利直接纳入正当程序保护的范围，引发了影响深远的“正当程序革命”和“权利革命”。在这种模式中，法院的功能呈现出积极性。与之鲜明差异的是，1996年的福利改革法明确否定了福利的法定权利属性，冲击了福利的司法保护基础；同时，要求各州加强福利领受人的程序性保护，并体现在各州的福利计划中。
第三，单方义务抑或双方互惠？从政府与福利领受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看，法定权利模式属于单方义务型，授权合同模式属于双方互惠型。所谓单方义务型，是指政府承担了单方义务，而不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各州政府扮演主要角色；所谓双方互惠型，是指政府与福利领受人都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双方都在福利行政法律关系中受益。在法定权利模式中，基于保护个人权利是政府义务的信条，政府通过实施福利项目来履行义务，福利申请人只要符合法定的适格条件，即可获得福利，政府未经正当程序不能拒绝、剥夺或者减少其福利。而在授权合同模式中，福利领受人需履行参加工作培训、寻找工作机会、照顾未成年子女等义务，否则将无法获得福利或者失去已经获得的福利资格。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根植于美国国情的美国福利行政正当程序不可能简单复制，但对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确实有参考借鉴价值。
给付行政、福利行政与程序之间的特殊亲和性[26]毋庸置疑。这就要求我们抛弃“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正当程序”这个核心、这个“龙头”，因为福利行政程序不一定是正当的。只有正当的福利行政程序，才能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和减少福利行政的争议，从而顺利实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初衷和提高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效率。因此，无论是建立健全福利行政或给付行政程序制度建设，抑或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程序保障，关键都是构建完善的福利行政正当程序。而要构建完善的福利行政正当程序，就必须综合考虑福利领受人的权利、福利领受人的义务、行政机关与福利领受人的平衡、不同层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分工、不同性质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福利行政的发展阶段等多个因素，防止简单化、片面化和教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