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所谓“将批捕权交给法官”的观点难以找到其生存的司法土壤。由法官签发逮捕令的做法实际上是英美法系司法审查机制的表现。英、美等国大多确立了较为完善的针对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机制。在英国，一般而言，除了那些法律允许的“无证逮捕”或“无证搜查”的情况以外，警察对任何公民实施的逮捕或者对任何公民实施的搜查和扣押行为，都必须事先向治安法官提出申请，并负责说明理由。只有在获得了法官的许可并持有法官颁发的令状后，警察才能实施逮捕或搜查行为。{9}在美国，处于保护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考虑，逮捕、搜查的条件受到严格限制，无论实施逮捕还是搜查行为，均须由治安法官根据侦查人员提交的申请书，经审查确认存在合理根据而签发逮捕令或搜查令，然后交由侦查人员执行，非经正当程序所取得的证据将被视为非法证据而予以排除。
英美国家的司法审查机制能否适用于中国的刑事诉讼程序？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1）中国不存在治安法官制度。在实行司法审查机制的国家里，法官职能是分开的，为避免法官形成预断导致先人为主，法律一般规定负责司法审查的法官不得参与本案的审判工作。如《荷兰刑事诉讼法》第21条规定，预审法官或代理预审法官如果负责调查过案件，就不能参加合议庭的审判，否则审判无效。这样，既可以保障羁押等措施不被滥用，又可以防止法官因介入侦查而对案件先人为主，影响公正审理。{8}在我国，法院是法定的审判机关，法官唯一的职责是从事审判，而并不具备司法审查功能。（2）无论将批捕权交由哪个机关行使，该机关必须在诉讼过程中居于中立地位，如此才能从容地行使权力。国外之所以实行司法审查机制，源自法官真正的独立地位。在我国，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是执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乃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进行审查，同样具有中立的地位。（3）从司法审查机制的本意来看，其实质目标在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这与我国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不谋而合。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批捕，主要任务是审查侦查机关的侦查程序是否合法，以及根据现有证据、事实提请批准逮捕的决定是否合理，体现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属性。综上考虑，我国由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的做法并不违反一般的司法规律，相反，是符合我国司法实际的选择。
以上笔者论述了我国检察机关行使侦查监督权的法理基础，认为在当前的条件下，由检察机关行使侦查监督权有其合理性和法律依据。但笔者认为，现行侦查监督权行使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并非没有继续改进的余地。恰恰相反，笔者认为，现行立法对侦查监督权的规定并不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在侦查监督方面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迫切需要加以改进。一个明显的佐证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采取以发布司法解释的方式，试图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保障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的合法权益。[3]
三、刑事立案监督的问题与完善
现行法律对立案监督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第87条，[4]只有一个条文的内容，立案监督的内容、程序明显不足（如只规定了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相反，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则缺乏必要的规定），反映出对立案监督在人民检察院诉讼监督中的地位缺乏必要的重视。总之，现行法律关于立案监督的法律规定过于笼统，操作性不强，导致立案监督不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