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世纪后半期开始，康德的理性哲学对于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人类的绝对价值就是人的尊严，就是以人的所有能力为基础的。他曾提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并且“人只能被作为目的而不能被视为手段”。[16]按照李泽厚的解读，“康德强调，物品有价格，人只有人格，他不能因对谁有用而获取价格。人作为自然存在，并不比动物优越，也并不比动物有更高价值可言，但人作为本体的存在，作为实践理性(道德)的主体，是超越一切价格的。”[17]可以看出，理性哲学的兴起使维护人格独立和人格尊严成为社会的核心任务，进而也成为整个法律所要达到的目标。正是人文主义运动所确立的信念，使人相信法律可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这种理性的动机导致了法律的变革，加速了理性与民法传统的结盟，促成了官方法典的编纂。[18]《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奥地利民法典》等民法典的诞生正是启蒙思想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本主义的精神。在价值理念上，近代民法蕴含的人本主义的理念取代了封建法以等级为中心的理念，封建等级体系被人格的独立平等所替代。但是，与本文所提倡的人文关怀价值观念相比，近代民法以财产权为中心的体系，限制了以人为中心的体系在法典中的展开。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哲学仅注重对人的自由的普遍保护，而忽略了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因为能力、智力、财富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是没有考虑到社会对弱者的特别保护。[19]因此，彼时的人文主义与当下的人文关怀有着较大差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民法人文关怀的内涵日益丰富，地位日益突出，不仅体现于民法的具体制度，而且其对整个民法的外在体系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20]
民法的终极价值是对人的关怀，民法的最高目标就是服务于人格的尊严和人格的发展。要认识我国当代民法，把握当代民法的精髓，妥善应对传统民法所面临的挑战，就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变革的趋势，并使法律适应这些变化。第一，对人的尊重和保护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与此相适应，人类自尊自重和追求高质量物质精神生活的意愿在民法中得到了充分表达。二战期间普遍发生的非人道行为，战后人们对战争非人道的反思以及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人权运动，都推动和强化了现代民法对人格和尊严的关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联邦基本法》第1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人的尊严不受侵害”，把“人的尊严”规定在基本法中。进入21世纪后，尊重与保护人权已经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第二，工业化、市场化的发展使社会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从全球范围来看，极少数人控制着绝大多数的财富，而社会实质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也日益明显。在这一背景下，认为契约自由即可直接导向社会正义的传统观点已严重脱离现实。相反，私有财产的滥用、大企业对格式条款的操纵、经济上垄断一方的强势地位等等，造成了种种社会不公，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民法中曾深信不疑的财产权的合理性提出了深刻质疑。如果现代民法中没有深刻的人文关怀价值理念加以弥补，将造成更严重的社会不公的问题。第三，现代社会科技的迅猛发展也对民法人文关怀提出了新的需求，成为推动民法人文关怀发展的新动力。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得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试管婴儿的出现改变了传统上对生命的理解，人工器官制造技术、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和组织工程学的发展为人类最终解决器官来源问题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上述科学技术也对生命、身体、健康等人格权提出了新的挑战，民事权利(尤其是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后果也较以往更为严重，民法应对人提供更充分的保护。第四，随着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精神性上的需求就会突显出来。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可以分为五种，从低级到高级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当人对生存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之后，对文化和精神的需要将越来越强烈，他把这种心理需要归纳为自尊需要。[21]面对以上社会变化趋势，对民商法的挑战无疑是革命性的。在此背景下，需要以深刻的人文关怀价值理念对传统民法制度进行修正和弥补。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人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体现。然而，由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左”倾思想盛行，法治观念淡薄，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一度受到侵蚀。改革开放之后，党总结并吸取了“文革”的惨痛教训，加强了民主法制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党和国家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体现在民法上，就是要充分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和利益，尊重和维护公民的人格独立与人格尊严，使其能够自由、富有尊严地生活。因此，我国民法中所体现的人文关怀精神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的人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且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尤其强化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充分注重人格的自由和发展，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在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中， 1986年的《民法通则》以及此后颁布的一系列法律，建立了财产的归属与流转规则，确立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所需的基本民商法框架，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在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相当成就的背景下，不能仅局限于民法的经济功能，更应重视民法在实现人文关怀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急剧转型，利益关系日益多元，社会矛盾愈发显著。在此背景下，强调民法的人文关怀价值，有利于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建设法治国家以及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也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我国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面体现了人文关怀价值取向。与其他部门法相较而言，民法的人文关怀价值更为全面，更注重协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强调民法的人文关怀就是要将个人的福祉和尊严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终极目标，而非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现代化不是单纯的经济现代化，更主要是人本身的现代化。民法在某种意义上也被称为人法，作为保障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重要法律形式，现代民法离不开人文关怀价值的保障。
二、以人文关怀构建民法的价值理念
传统民法以自由、平等为基本价值取向。但由于传统民法以财产权为中心而设计，这直接决定了意思自治是以经济上的自由为中心;而平等则以形式平等为其基本特征，至于在实际交易关系中因知识、社会及经济等方面的力量差异导致当事人间并未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并不是民法所关注的主要问题。自由和平等虽然是传统民法的基础性价值，但在现代社会中，面对人文关怀价值理念的冲击，自由和平等价值也不得不作出相应的变化与调整。在对传统价值理念的积极因素得以延续的同时，人文关怀价值的考量正逐渐成为民法的基础价值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