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古代属“通才”型教育，所以在科举考试中，即便有分科，但就整体的知识储备而言无外乎经学和文学两种。经学主要包括了先秦史学和子学（主要是儒家学说），而文学主要就是对诗词歌赋的掌握。在科举考试中，就表现为通经致用，并且在论述时还要带有文采。可见，“知类”是有意识地训练的结果。
（二）察故
事由因生，事情之所以会发生，都会有其中的缘故。要在推理中尽量避免认识错误的发生，就要持审慎的态度察其所以然。故而，制判者在作判时，也时刻不忘查明事情的缘故。
例如，在私习天文判中，张鷟正是在审慎地查明了案情缘由之后，才着手下判的。唐律是禁止私习天文的，其规定为：“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两年。私习天文者亦同。其纬侯及论语谶，不在禁限。”其疏议对“私习天文者”也给予了解释：“谓非自有书，转相习学者”。[4]（P212）从判目中的表述可知，太史令杜淹教他的儿子私习天文是实，且还有玄象器物，其情节完全符合唐律禁止之规定，本应该按照唐律的规定进行处罚，但张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此案有别于普通的私习天文的案件，原因之一是杜淹的儿子对天文非常感兴趣，原因之二是杜淹为太史令，有传授天文知识的优越条件。那么，父亲教授儿子学习天文，还属不属于私习天文的范畴呢？张鷟给予了否定回答，在他的判词中有很明显的体现，“父为太史，子学天文，堂构无堕，家风不坠。私家不容辄畜，史局何废流行”，张认为，父子既然是太史令，教授儿子天文知识是很正常的事情，无损家风。倘若在太史令的家里都禁止天文藏书，那么太史局又该如何存续呢？所以，张鷟最后并没有按照唐律的规定作出判决，而是给出了“准法无辜，按宜从记”的结论。张鷟在对该案进行分析时，显然注意到了“察故”的重要性，对该案的案由进行了分析，在发现此案案情有别于普通的私习天文的案件后，张鷟才选择了有利于杜淹父子的类推说理方法。可见，多能体察个案的特殊性，斟酌情节的轻重和缘由，做到处罚得当、执法平宽，这也正是循吏优良作风的展现。
（三）当理
提高类比推理可靠性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要“当理”。根据《吕氏春秋》中的解释，“辩而不当理则伪”。这里的“理”是指事物的发展规律，认定是非得失的标准。如果在推类、论证的过程中，不合事物之理，那么这个“不当理”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