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条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2000年5月，法院决定对原被告双方进行测谎鉴定，老曹积极响应，而刘杰拒绝进行测谎鉴定。最后，法院委托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对老曹单方面进行了测谎鉴定。沈阳市检察院技术测谎室主任说：“从图表上分析可以看到，被测人的生理指标，没有明显的变化，这说明被测人曹志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真实的，没有说谎。”[7]
法院根据以上疑点和心测结论，判决原告败诉。刘杰不服，以心理测试不能作为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为由，向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借条虽具形式上的真实性，但不具有内容上的真实性，心理测试虽不能作为定案的直接证据，但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
在本案中，一审原告刘杰以欠条为证，要求被告曹志忠归还借款。在债权债务案件中，欠条无疑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加上被告曹志忠完全承认此欠条为其本人所写，不存在欺诈和威迫的情形，足以构成真实的自认。这两样证据足以证明此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法院应该判决原告胜诉。但是本案的主审法院却判决原告败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理由中说，“该借条虽具形式上的真实性，但不具有内容上的真实性。”何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显然是：心测结论坚定了法院已经形成的对刘杰的所谓“疑点”的认定，并强化了这些“疑点”，虽然“心理测试不能作为定案的直接证据”。至于刘杰所提出的硬邦邦的真实的欠条（法定的书证），以及被告曹志忠的自认（理论上认为自认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很强的证据力），法院却可以在所不问。一个非法的证据形式居然能够完全战胜两个法定的证据形式，这在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从以上3则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到如下特点：
其一，从接受测谎的方式来看，绝大多数都是法院征得当事人双方同意（只有个别情况是得到当事人一方同意）之后，委托有关机构进行测谎。
其二，接受委托进行测谎的单位分别来自公检法以及独立的社会鉴定机构，分别是：北京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沈阳中级人民法院测谎所、沈阳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以及未指明的另外两家上海市鉴定机构。它们都参与了民事案件的测谎事务。
其三，测谎活动具有或明或暗的违法性。的确，从接受测谎的方式上看，这些鉴定机构并没有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对当事人的测谎不具有强迫性），符合民事诉讼的自愿原则。然而我们仍然看到了这种测谎活动的违法性。因为我国在心测技术方面相当落后，尚处于一个十分初级的研究和探索阶段，还没有建立统一规范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在这些情况下从事心理测谎活动，其合法性是不存在的。国内外测谎专业的主流思想是：心测技术只能限于侦查机关使用。甚至有人提出，测谎的最佳时机应该是在侦查工作基本结束以后测试比较合适。就是说在侦查后期预审初期，即在正式接触嫌疑人时比较合适。用得过早，还有许多情况没有了解，匆忙测试，容易出现偏差；用得过晚，容易因案情外泄影响准确性。[9]但是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却引进了心理心测技术，这的确让人难以置信。难道心理心测技术真的会变成一件“利器”，用以解决民事诉讼中的疑难问题吗？
有人主张把测谎鉴定作为司法鉴定结论的一种，至于是否作为定案的依据，则要由人民法院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来分析认定。其理由是，“客观事实与证据证明的事实之间会有出入和差异，如测谎鉴定具有证据力，可以帮助法官查明更多的客观事实，最大限度地增强法院、法官和法律的社会公信力。”[10]
这种认识具有片面性。因为，假如测谎结论不正确而法官执意采用之，非但不能帮助法官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反而会冤屈无辜。从我国现阶段法官的普遍素质来看，这种情况不但在刑事诉讼中早已发生，在民事诉讼中也绝对不会幸免。其结果是，根本不可能“最大限度地增强法院、法官和法律的社会公信力”。实际上，主张把“测谎鉴定作为司法鉴定结论”的人，仍然拘于传统思维，过于依赖所谓科学证据，期望用它来查明所谓案件的客观真实。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正是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把测谎结论“拿来就用”。
实际上，在民事诉讼中，对于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形，适用举证责任分配法则，完全能够解决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已经建立了令人满意的举证责任分配理论，而且该理论早已大量用于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帮助法院处理了难以数计的民事争议案件。因此，根本不必求助缺乏科学理论基础的所谓心测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