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是通过调查行为人的“人格”，查明行为人有无“犯罪危险性人格”，以发现其“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并以此作为法院实施个别化处遇的参照。
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争论的盲点
由于社会调查制度正在探索之中，各地司法实践并不一致，除了“冷思考”之外{6}，学界对制度的具体建构也存在不同观点。这些争论包括调查主体、调查启动时间、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应否进入定罪阶段、应否扩展到成年人犯罪领域等。
根据《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调查内容却大致相同。有人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将调查内容划分为四项：一是身心方面，包括年龄、性别、健康状况、需要、气质、性格、能力；二是家庭和社会交往方面，包括家庭结构、经济、教育、居住状况；三是成长经历；四是案发前后表现。{1}（P48—53）实际上，对该制度探索最早的上海长宁法院总结的少年犯罪审理方法的“六个注重”，第一就是注重查清导致少年犯罪的具体原因，“着重调查少年案犯的成长过程、道德品行、智力结构、个性特征、身心状况、家庭结构、在家庭中的地位、与家庭成员的感情、家长的管教方法、日常表现以及与老师、同学、朋友的交往关系等，藉以查清犯罪的主要根源，分析其犯罪心理的形成和演变过程。”{7}
但笔者认为，恰恰是调查内容存在盲点，导致制度的运作与实践已经背离初衷，不恰当地成为行为人极其有效的“制度性辩护人”。该盲点是，调查内容虽全面，但缺乏对行为人人格的重点关注与科学调查，以致内容空泛流于形式。已有人指出，在宽严相济政策下，对未成年犯罪一概从轻处理，忽视了人身危险性，很可能导致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增强。{8}有关实证研究也表明，青少年犯罪中刑期越短再犯可能性就越大。{9}因此，要根据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裁量。但即便引入该制度，如未真正关注人身危险性，该制度本身也难免成为一概从轻的借口。社会调查制度通过揭示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有无与大小，作为对其量刑、行刑、矫正乃至定罪的参考，而反映人身危险性的核心特质就是人格（这即是被称为人格调查的理由），尤其是犯罪危险性人格。一旦要追问原因，就需要进入人格刑法学和心理学的领域。笔者认为，专业性的心理学人格测量是对人身危险性最为可靠的调查，因而是社会调查制度中的核心内容，社会调查制度需要正式引入专业性的心理学人格测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