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与社会法关系研究

张铁薇

　　引言：体系中的侵权责任法与社会法

　　波斯纳曾写道：就像生物学等同于活性有机生物，天文学等同于星星，或者经济学等同于价格体系，法律研究就等同于法律体系：努力准确地、客观地、系统地观察法律体系在现实中是如何运转的，并且发现和解释在观测结果中循环的模式—体系中的“法律”。[1]侵权责任法只是私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在宏观的法体系中思考其制度功能，促成这种思考的深层动因绝非逻辑的自洽，而是社会发展、政治压力或文化形态等外部因素影响下的真切感受。侵权责任法“活在体系的复杂的‘事实性’中，并在其中得到理解”[2]。

　　社会现实扰乱法律体系就像扰乱人们的生活一样。伴随人际关系的日益复杂，侵权责任法一方面以受害人为考虑的基点，以加强对受害人的法律救济，并缓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它以社会利益为准则，对个人自由施加必要的国家干预，以维护社会关系的平衡。[3]现代侵权法中生长出来的企业责任、行业责任、市场份额责任及其相应规则，正是通过私人之间的财富转移而努力传达着“扶贫济弱”的社会政策。然而，侵权责任法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也输出了一些无法在其体系内加以妥当解决的社会问题，如工伤事故、医疗损害和环境污染等，需要经济法、社会法和行政法等其他法律协同调整。镶嵌于中国现实中的侵权责任法，因其立法政策思考的单向度，曾引发很多歧义，如“同命不同价”、“撞残不如撞死”、防御性医疗等，可以说，侵权法在医治社会疾患的同时也在持续地制造着新的社会问题，必须坦然承认，如果侵权行为法不与其他法律领域联动，就很难解决损害与赔偿的问题。社会法的发展是由侵权法的边界区域进入传统的私法秩序中的，因此，要想获致当代侵权责任法的整体图景，就必须对社会法之于侵权责任法的关系别作观察。

　　一、侵权责任法的社会化趋势：隐蔽的公法

　　梅因言：在进步的社会中，社会之需要及社会之意志，恒先于法律而成立。[4]公私法的清楚分界曾经是大陆法系的基石之一，也是区别于英美法的重要标志。私法是“关于个人相互间的意思和利益之交涉的法，原则上由那社会本身的力量维持”[5]。私法自治首先确认私法领域是存在于国家强制干预之外的私域，它通过赋予主体充分的自由和权利，实现内部互动以达到自由的和谐。随着社会的演进，公私法的严格区别开始出现松动，解决特定问题的规范群—无论公、私—自然地构成一个功能性的制度整体，私法内部逐渐出现社会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人类形象的修正、对所有权绝对原则的限制、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对过失责任原则的修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