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院的取态与美国不同，前者对国际人权法持极开放态度，其中一个原因或在于美国拥有悠久而坚实的宪法传统，本国的判例法以至宪法学思想都非常发达，而香港在这些方面却乏善可陈。香港特别行政区在1997年才成立，即使寻根溯源，回顾殖民时代的违宪审查制度，亦只能够追溯至1991年。有鉴于本地欠缺宪法性权利或基本权利保障的历史和传统，香港法院广泛采用国际法和外国法的判例和法律文献，便是很自然的事，也有其实际需要。此外，由于英国—香港前宗主国—没有成文宪法，而其《1998年人权法》更晚于《香港人权法案》订立，香港法院较为倚重国际人权法，来促进本地公法及违宪审查的发展，实在不足为奇。
还有的是，香港并非独立国家，所以在接受和吸收国际人权法时，较少涉及主权或国家利益的问题。{151}再者，香港尚未实行全面普选，{152}现行政治体制的民主认受性不足；{153}因此，虽然在一些外国，过于热衷采纳国际法以至过于积极的违宪审查往往被批评为有违民主原则或对本国民意的不够尊重，这类批评在香港却不存在。{154}相反，港人素以香港为国际都会为傲，他们对“国际”标准抱有好感。
香港是中国境内的一个特别行政区，{155}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156}香港有其独特之处。本文所论及的香港公法与国际人权法的互动和汇流，或可理解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寻找自己的身分的一种现象。正如香港终审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李国能于吴嘉玲诉入境事务处处长{157}—此案可算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至今最着名的宪法性案件{158}—的判词所言，《基本法》所保障的人权和自由乃香港的制度的核心。{159}笔者看来，香港公法与国际人权法的互动和汇流，有助于香港这颗东方之珠继续璀璨生辉。
四、结语
本文以香港为研究个案，去探讨国际人权法与国内公法的互动和汇流。本文第二部分指出，香港在回归前后均采用英国法的“二元”方式来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在1991年，香港的公法演变迈出重要一步，促成了后来的香港公法与国际人权法的互动和汇流。当时港英政府制订了《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适用于香港的条文复载于其中，该公约的有关条文因而纳入香港本土法律。同一时间，英国政府修订了香港殖民地的宪制文件，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条文享有凌驾于其他香港法律的地位。这些发展开创了香港违宪审查的新纪元，此后香港法院可基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香港人权法案》所载的国际人权标准，去审查香港本地的立法及行政行为。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透过诠释《基本法》第39条，依旧凭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香港人权法案》，继续行使违宪审查的权力。法院同时亦广泛采用国际人权法的判例和文献，尤其是《欧洲人权公约》的判例。
本文第三部分研究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一些相关判例，特别是较近期的个案，藉以说明香港法官如何运用国际人权法的规范和材料。在这些个案中，我们看到法院要求港府改革升中派位的计分制度，以保障男女平等；放宽男同性恋者肛交的刑法限制；扞卫在囚人士的投票权；确保内幕交易审裁处以至警方内部的纪律聆讯的程序，更能尊重当事人的权利；扩大有关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人权规范的内容，以避免一罪两审；对于声称其回国后可能遭受酷刑的来港外国人士，也提供了可观的人权保障。
最后，本文第四部分提供了研究国内公法与国际人权法的互动的概念架构，并以此分析香港这个个案，指出它是兼具“立法”模式和“解释”模式的特征的一种混合模式，此模式有力推动了香港公法与国际人权法的汇流。笔者进一步分析了这种现象出现的几个缺一不可的先决条件，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条文的字眼、《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制定，以至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采用的释宪方法。本文最后指出，香港欠缺本土的宪法学传统和资源，以及“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独特性，都是促成香港公法与国际人权法的汇流的因素。
【作者简介】
陈弘毅，香港大学法学院陈氏基金宪法学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本文原为英文，由作者研究助理郑朗峰先生翻译为中文。
【注释】{1}参见Mark Tushnet, The Inevitable Globalization of Constitutional Law, 49 Va. J. Int''l. 985 (2009)。
{2}参见Herman Schwartz,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nstitutional Law, 10 Hum rts. Brief 10 (2003)。
{3}“
宪法的国际化”与“国际法的
宪法化”乃不同概念，可参见Trans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Perspectives, chs. 9-10（Nicholas Tsagounas ed.，2007）。
{4}参见David Feldma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ublic Law and Its Impact on the United Kingdom,刊载于The Changing Constitution 108 ( Jeffrey Jowell＆Dawn Oliver eds.，2007)。
{5}参见Oliver Jones, Customary Non-refoulement of Refugees and Automatic Incorporation into theCommon Law：A Hong Kong Perspective，58 Int''l＆Comp. L. Q. 443（2009）。
{6}参见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Johannes Chan＆Yash Ghai eds.，1993）；Yash Ghai，Sentinels of Liberty or Sheep in Woolf''s Clothing? Judicial Politics and the Hong Kong Billof Rights，60 Mod. L. Rev. 459（1997）；Andrew Byrnes，And Some Have Bills of Rights Thrust upon Them：The Experience of Hong Kong''s Bill of Rights，刊载于Promoting Human Rights Through Bills of Righ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318（Phi lip Alstoned.，1999）。
{7}参见拙作Albert H. Y. Ch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Law— Common Law and MainlandChinese Perspectives，30 H. K. L. J. 380（2000）；Albert H. Y. Chen，Constitutional Adjudication in Post-1997 Hong Kong, 15 Pac. Rim L.＆Poly J. 627（2006）。
{8}参见Norman Miners,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ch. 5 (5th ed. 1995)；Peter Wesley-Smith,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in Hong Kong, ch. 2（1994）。
{9}参见Feldman，见前注{4} ; Jones，见前注{5}。
{10}可参见如Malonev．Metro. Police Comm''r,Ch. 344 。
{11}可参见如Waddington v. Miah 1 W. L. R. 683 ; Garland v. British Rail Eng''g Ltd.， 2A. C. 751。
{12}关于这一点的主要案例为Trendtex Trading Corp.v．Cent. Bank of Nig.， 1 Q. B. 529 。另可参见Rayner（Mincing Lane) Ltd.v．Dep’t of Trade＆Indus.， 2 A. C. 418。
{13}参见Feldman，见前注{4}。另参见Cheungv．R, A. C. 160 （P. C）。
{14}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8条。
{15}关于目前生效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际条约，可参阅www. legislation. gov. hk/choice. htm。就条约及国际协议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可参阅《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7章；Roda Mushkat, One Country, TwoInternational Legal Personalities: The Case of Hong Kong (1997) ;饶戈平、李赞：《国际条约在香港的适用问题研究》（北京2009年版）。现时适用香港主要国际人权公约共15部，其中7部需定时向有关监察机关汇报，可参阅www. cmab. gov. hk/en/issues/human. htm（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网页）。
{16}参见Nihal Jayawickrama, Hong Ko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刊载于humanRights in Hong Kong 120, 123（Raymond Wacks ed.，1993）；Dinusha Panditaratne, the Basic Law, the Bills ofRights and the ICCPR，刊载于Hong Kong''s Constitutional Law第17章(Johannes Chan＆C. L. Lim,即将出版）。
{17}参见Johannes Chan, State Succession to Human Rights Treaties: Hong Ko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25 Int''L＆Comp. L. Q. 928 (1996)。1997年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续向人权委员会及其他国际人权公约的监察机构提交报告书。
{18}参见Byrnes，见前注{6}，页32 ; Panditaratne，见前注{16}。
{19}参见《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下称《人权法案》）,1991年，香港法例第383章（条例全文及其他于香港生效之法例载于www. legislation. gov. hk/）。参见注6引录的著作。
{20}参见Byrnes，见前注{6}，页333-335。
{21}R.v. Chan, H. K. C. 145, 153；于Lee v. Attorney Gen.， 1 H. K. C. 124, 127由上诉法院引用。
{22}参见Ghai，见前注{6} ;Johannes M. M. Chan, Hong Kong''s Bill of Rights: Its Reception of and Contri-bution to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 47 Int''L＆Comp. L. Q. 306（1998）。
{23}这些保留条文亦纳人《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复载其中。详情可参阅条例第三部分“例外及保留条文”，特别是第9-13条。
{24}参见Yash Ghai, Hong Kong''s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 The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theBasic Law (2d ed. 1999)。
{25}参见Albert H. Y. Chen, Legal Prepar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KSAR: Chronology and Select-ed Documents, 27 H. K. L. J. 405，419（1997）。
{26}有关的诠释性条文为法例的第2(3)、 3与4条。关于不采用以上条文的影响，当时初步的评论见于Peter Wesley-Smith, Maintenance of the Bill of Rights，27 H. K. L. J. 15（1997）；Johannes Chan, The Statusof the Bill of Rights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8 H. K. L. J. 152（1998）。
{27}关于当时中国政府对《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观点，可参阅Byrnes，见前注{6},页335-37。
{28} HKSARv．Ng Kung Siu,（1999) 2 H. K. C. F. A. R. 442.
{29}这些条文基本上复载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
19条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第
13条。以上两部法律均于1997年7月1日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并根据该法第18条适用香港。
{30}关于“守行为”(binding over）的制度，可参阅Peter Wesley-Smith,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n HongKong，刊载于Human Rights in Hong Kong，见前注{16}，页26-27。
{31}HKSARv．Ng,1 H. K. L. R. D. 783.
{32}《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原文同时包括“公共秩序”的英语及法语字眼。在本案中下级法院（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参照两宗美国最高法院判例，这些判例认为将侮辱国旗刑事化违反美国宪法中保障“言论自由”的条文，故做法违宪：Texas v. Johnson, 491 U. S. 397 (1989) ; U. S.v．Eichman, 496U. S. 310 (1990)。这两宗案件在美国最高法院均以5比4的多数法官意见结案，在美国备受争议。
{33}参见主要案例R.v．Sin You-ming,1 H. K. P. L. R. 88, 1 H. K. C. L. R. 127。
{34} HKSARv．Ng Kung Sin, 2 H. K. C. F. A. R. 422，455.
{35}同上注，页456。
{36}同上注，页460-461。
{37}《基本法》第39条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香港居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除依法规定外不得限制，此种限制不得与本条第一款规定抵触。”正如Carole Petersen指出，香港法宫“经常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连系《基本法》与国际法规范的桥梁，并接受与该《公约》有关的新的法学发展。因此，第39条（此条的内容可追溯至《中英联合声明》）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采纳可说是在《基本法》的人权保障体系中最有力的元素，它把香港与此方面最先进的法系相连结；当然，《基本法》也包括许多其他关于人权保障的条文，其内容远较第39条详细。”见于Carole J. Petersen, EmbracingUniversal Standards?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eaties in Hong Kong''s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刊载于Interpreting Hong Kong''.s Basic Law: The Struggle for Coherence 33,34 (Hualing Fu et al. eds.，2007)。
{38}关于一些中国内地学者的不同意见，参见董立坤、张淑钿：“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违反基本法审查权”，《法学研究》,2010年第3期，页3。
{39}参见Chen讨论的判例，见前注{7} ; Johannes Chan, Basic Law and Constitutional Review: The FirstDecade, 37. H. K. L. J. 407 (2007）；Po Jen Yap, Constitutional Review Under the Basic Law: The Rise, Retreatand Resurgence of Judicial Power in Hong Kong, 37 H. K. L. J. 449（2007）；Albert H. Y. Chen, A Tale of TwoIslands：Comparative Reflections on Constitutionalism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37 H. K. L. J. 647 (2007)；AlbertH. Y. Che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rom a Legal Perspective，刊载于The Firest Decade : The Hong Kong Surin Retrospective and Introspective Perspectives 161（Yue-man Yeung ed.，2007）。
{40}表中统计的判例的案名和其他材料，见于拙作Albert H. Y. Che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and Domestic Constitutional Law: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Constitutional Law in Hong Kong, 4 (3)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237 at 276-327 (2009)，有关判例乃由笔者的研究助理李道晴先生于香港法院网站、Westlaw及Lexis检索所得并予以整理，笔者谨此致谢。
{41}即使在回归前，欧洲人权法院的案例已是香港法院“最常引用的国际法源" (Byrnes，见前注{6},页364)。这个趋势于回归后仍然持续。
{42}正如Byrnes（见前注〔6),页366)曾经指出，“《欧洲人权公约》大部分条文均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相关条文十分相似，而两者（连同前者的议定书）的发展时间亦互相重叠o,
{43}自从英国制订《1998年人权法》（该法将《欧洲人权公约》直接纳人英国本土法律中）后，香港法院更可方便地参考英国法院就《1998年人权法》及《欧洲人权公约》的判例。由殖民地时代起，香港法院即大量引用英国案例。
{44}参见Chan，见前注{22}，页410-13 ; Peterson，见前注{37}。
{45}参见The Siracusa Principles on the Limitation and Derogation Provis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7 Hum. Rts. Q. 3（1985）。
{46}关于1997年前的相关做法，参见Chan，见前注{22} ;Byrnes，见前注{6}，页356-70。
{47}包致金大法官于 Ho Choi Wan v. H. K. Hous. Auth. 8 H. K. C. F. A. R. 628的少数判词( dissenting judgment)中表示，“我们的宪制性文件《基本法》是等量齐观地提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判词第67段）。
{48}“直接”是指在本土法例逐字复载公约条文的引人方式，例子是《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复载相关讨论见于Petersen,见前注{37}，页45 - 48; Chan，见前注{39}，页411 -13。
{49}例子可见于 Chan Mei Yee v. Dir. of Immigration, 1 H. K. L. R. D. 28；Chan To Foonv．Dir.of Immigration 3 H. K. L. R. D. 109值得留意的是，英国政府持相同立场，视《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及《儿童权利公约》所载的经济与社会权利仅为理想的宣示，并不要求缔约国于某一时间确立某一水平的保障：参见Feldman，见前注{4}，页117-18。另一方面，关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认为《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仅具理想性和推广性，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审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报告时对此表示遗憾，并敦促港府“不要在法院审讯中主张公约仅具‘推广’或‘理想’性质”：UN Doe E/C.12/1/Add 58，段16, 27 （2001年5月11日）；Chan，见前注{39}，页412。另可参见Ghai，见前注{24}，页411-12。
{50}正如港府于其根据《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提交的第二次报告（参见下面的注51)指出：“为使条约所订明的义务在本地具有法律效力（遇有需要修改现行法例或措施的情况时），一般做法是制定具体的新法例。”（报告第33段）。
{51}这报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提交的报告的一部分，于2003年提交至联合国有关委员会，参照注15提及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网页，内里提供所有由香港特区政府根据各人权公约提交的报告。
{52}报告第2.3段
{53} 1993年，香港法例第427章。
{54}《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4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将一切酷刑行为定为刑事罪行。随着港府订立《刑事罪行（酷刑）条例》，公约此条文经已在香港实施。公约第3条规定，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任何缔约国不得将该人驱逐、遣返或引渡至该国。此条文仅经由行政政策在香港实施，而未有相关立法。参见本文第三部分提及的Secretary for Securityv. Prabakar一案。
{55} 1995年，香港法例第480章。
{56}2008年，香港法例第602章。
{57}即《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关于在1997年后此条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体制中发挥的保障人权的重要作用，参见Panditaratne，见前注{16}。
{58}见前注{11}。正如港府于其根据《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提交的第二次报告指出（见前注{51}):“适用于香港的条约（包括有关人权的条约），本身并无本土法律效力，不可以在香港的法律制度内施行，也不可在法院直接援引作为个人权利的依据。不过，特区法院在诠释本地法例时，会尽可能避免与适用于香港的国际条约有所抵触。”（报告第33段）。就诠译法例时或会考虑人权公约的情况，可参见Equal Opportunities Comm''n v. Dir. of Educ.， 2 H. K. L. R. D. 690 （C. F. I.）（将于本文第三部分讨论）。另可参阅包致金大法官在Ho v. H. K. Hous. Auth．的少数判词，见前注{47}。当中他指出，“《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很有可能会提供有效的协助，以解读《房屋条例》”，从而论证房屋委员会有义务向香港的低收入人士提供他们可负担的住房。
{59}参见注{15}，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网页提供的资料。
{60}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的国际人权公约，参见Liu Huawen,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Establishment of “Rule of Law” in China，刊载于The China Legal Development Yearbook, Vol. 2, 279 (Li Lin ed.，20O9）。
{61}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惟尚未予以批准实施。
{62}正如注{15}提到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网页提供的资料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派遣代表团，以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身分出席联合国有关机构就香港提交的人权报告而举行的审议会；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审议会则属例外，香港代表团通过中央人民政府与联合国之间的特别安排，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代表的身分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提交的第一次报告于1999年提交，并于同年由人权委员会审议。第二次报告于2005年提交，而相应的审议会于2006年举行（参见同一网页）。
{63}Equal Opportunities Comm''n, 2 H. K. L. R. D. 690（C. F. I.）．
{64}此案并无上诉至更高级法院。
{65}见前注{55}。
{66} EqualOpportunities Comm''n, 2 H. K. L. R. D. 690，段80（C. F. I.）．
{67}同上注，段 121。
{68}同上注，段90。
{69}同上注，段88-91、109-11。
{70} LeungvSee''y for Justice，［2005]3 H. K. L. R. D. 657（C. F . 1.）；Leungv．Sec''y for Justice4 H. K. L. R. D. 211（C. A.）．
{71}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Communication No. 488 of 1992，112 I. L. R. 328.
{72}R. v M.，3 H. K. L. R. D.903，（C. F. A.）．
{78}根据香港法律，如两名成年男士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于私人地方进行肛交，则不属犯罪。
{79}然而，这些行为可能触犯普通法的违反公德行为罪（outraging public decency）。
{80}见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的判词，段11。他同时指出，性倾向歧视也违反《基本法》第25条。
{81}终审法院判词，段34。
{82} Chan Kin Sumv．Sec''y for Justice＆Electoral Affairs Comm''n,2 H. K. L. R. D. 166，（C. FI）．关于此案（及其他在本文提及的香港案件）的判词的全文，可参见
http://legalref. judiciary. gov. hk。
{83}《基本法》第26条；《香港人权法案》第21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5条。
{84}判词段154。
{85}判词段164。
{86}判词段164。
{87} Koo Sze Yin v.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KSAR, 3 H. K. L. R. D. 455，（C. F. A.）．
{88}关于暂缓执行令的判例，可参见Chan Kin Sum v. Sec''y for Justice 2 H. K. L. R. D. 166, ( C
{89}判词段45 。
{90} Koon Wing Yeev．Insider Dealing Tribunal, 4 H. K. L. R. D. 575，（C. F. A.）．
{99}见《警察通例》(Police General Order) 6-01(8)。参见判词段4。
{100} 规例只容许受审人由另一警察或具律师资格的警察代表。参见判词段3。
{101}Eskelinenv．Finland, (2007) 45 Eur. H. R. Rep. 43.
{102}15（1）I. H. R. R. 1 （2008）．
{103}判词段90。
{104}同上注。
{105}同上注。
{106}在本案中，除了禁止律师代表是否违宪的问题外，另一争议点是有关聆讯规则（载于附属法例）是否违反授权制定该附属法例的主体法例（即《警队条例》），因而越权和无效。终审法院认为无需就这点作出裁决。但下级法院-即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在此之前曾依据订立该附属法例时适用的相关法律，裁定该聆讯规则并无越权。
{107} Ubamaka Edward Wilsonv．Sec''y for Sec.， H. K. E. C. 908，（C. F. I.）．
{108}Case C-436/04，Van Esbroeck, (2006) 3 C. M. L. R. 6.
{109} 判词段70。
{110}《申诉No.204/1986》及《一般性评议第32号》，段57。参见Ubamaka一案判词段83-85。
{111}此公约在香港生效。
{112}Soeringv．United Kingdom,（1989） 11 Eur. Ct. H. R.（ser. A)．
{113}《一般性评议第20号》（1992），段3。《一般性评议第24号》（1994)，段8，18；参见Ubamaka一案判词段95-97。
{114} Sec''y for Sec.v．Prabakar,1 H. K. L. R. D. 289（C. F. A.）．
{115} 香港已订立《刑事罪行（酷刑）条例》（香港法例第427章），用以实施《禁止酷刑公约》。然而，该条例并无包括相等于公约第3条的条文。
{116}参见报告段27，载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网页，见前注{15} 。
{117} 判词段52。终审法院留意到，《一般性评议第1号》乃关于《禁止酷刑公约》的缔约国已经根据公约第22条宣告承认禁止酷刑委员会有权处理来自人民个人的申诉的情况，而香港未曾作出以上宣告。纵使如此，终审法院认为，“就（保安局）局长应该怎样根据其政策处理声称可能遭受酷刑的人的申诉，《一般性评议第1号》可作为实用的参考指标。”
{118} 判词段61。
{119} FB v. Dir. of Immigration, 2 H. K. L. R. D. 346（C. F. I.）．
{120}判词段59。
{121} A（Torture Claimant)v．Dir. of Immigration, 4 H. K. L. R. D. 752，（C. A.）．
{122} C v. Dir. of Immigration, 2 H. K. C. 167, (C. F. 1. )。此案目前正上诉至上诉法庭。关于此案的评论，可参阅Jones，见前注{5}。
{123} 判词段194。
{124} 参见Jack Goldsmith and Daryl Levinson, Law for States：International Law, Constitutional Law, PublicLaw, 122 Hare. L. Rev. 1791 at 1796-97＆n. 11 (2009)。
{125} 同上注。
{126} 同上注，页1794-95。
{127} 同上注。
{128} 参见Harold Hongju Koh, How i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Enforced? 74 Ind. L. J. 1397 at 1399(1999)（强调部分来自原文）。
{129} 同上注，页1410。
{130} 同上注，页1410-11。
{131} 同上注，页1409, 1413。
{132} 同上注，页1413（强调部分部分来自原文）。
{133} 可参见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Rein Mullerson etal. eds.，1998)。
{134} 可参见Law and Rights：Global Perspectives on Constitutionalism and Governance（Penelope E. Andrews＆Susan Bazilli eds.，2008）。
{135} 该
宪法第39(1)条规定，法院在诠释
宪法里的人权法案时，“必须考虑国际法”及“可以考虑外国法律”。
{136} 可参见Tom Ginsburg, Judical Review in New Democracies：Constituional Courts in Asian Cases (2003)。
{137} 参见张文贞：“
宪法与国际人权法的汇流—兼论我国大法官解释之实践”，载《
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六辑，上.册，页223（廖福特编，台北2009年版）。
{138} 同上注，页230。
{139} 同上注，页238-42。
{140} 同上注，页231-38。
{141}《基本法》第8条。
{142} 同上注，第84条。
{143} 同上注，第93条。只有终审法院及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必须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基本法》第90条。
{144} 根据《基本法》第9条，中文、英文皆为“正式语文”。并可参见《法定语文条例》（香港法例第5章）;Anne Cheung, Official Languages，刊载于Hong Kong''s Constitutional Law，见前注{16}，第6章。在香港特特别行政区较高级的法院，大部分判词均以英文撰写，并未全部翻译为中文。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订立的法例却是双语的，中英文版本具同等效力（参见《释义及通则条例》，香港法例第1章）。
{145} 见前注{91}。
{146} 正如Brynes（见前注{6}，页348）指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审视法律草案是否与《人权法案》相容，已确立为香港立法局议员及法案委员会的工作的一部分。
{147} 参见《
法律援助条例》，香港法例第91章。
{148} Rein Mullerson, Introduction，刊载于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见前注{133}，页XIII 。
{149} 参见Feldman，见前注{4}。
{150} 可参见Atkins v. Virginia, 536 U. S. 304 (2002)；Lawrencev．Texas，539 U. S. 558（2003）；MarkTushnet, Transnational/ Domestic Constitutional Law, 37 Loy．L. A. L. Rev. 239（2003）；Sanford E. Levinson,Looking abroad When Interpreting the U. S. Constitution: Some Reflections, 39 Tex. Int''L L. J. 353 (2004)；TheRelevance of Foreign Legal Materials in U. S. Constitutional Case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Justice Antonin Scaliaand Justice Stephen Breyer, 3 Int''L J. Const. L. 519 (2005)。
{151} 在2003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尝试按照《基本法》第23条的要求就保障国家安全的问题立法（第23条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但因数十万香港市民在2003年7月1日的示威抗议而搁置。参见National Security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Hong Kong''s Article 23 Under Scrutiny（Fu Hualing et al. eds.，2005）。
{152} 可参见Albert H. Y. Chen, The Basic Law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Hong Kong,15 Asia Pac. L. Rev. 19 (2007)。
{153} 香港大学法学院院长陈文敏教授认为，“诉诸司法以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或政治改革，正是民主的不足所导致的情况”：见Johannes Chan, Administrative Law,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The Hong KongExperience，刊载于Administrative Law and Governance in Asia 143, 166 (Tom Ginsburg＆Albert H. Y. Cheneds.，2009)。
{154} 参见Chen，见前注{7}，页383-87, 419-20。
{15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另一特别行政区是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于1999年葡萄牙殖民统治结束时成立，其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可与香港媲美。
{156} 参见Ghai，见前注{24} ; Albert H. Y. Chen, The Concept of “One Country，Two System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Hong Kong，刊载于Understanding China''s Legal System： Essays in Honour of Jerome A. Cohen, ch. 9( C. Stephen Hsu ed.，2003)；陈弘毅：《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治轨迹》（北京2010年版）。
{157} Ng Ka Lingv．Dir. of Immigration, 1 H. K. L. R. D. 315（C. F. A.）。
{158} 参见《居港权引发的
宪法争议》（佳日思等编，香港2000年版）。
{159} 见前注{157}，页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