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当确立和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和证据裁判原则
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国际公约确认和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权，也是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制定和推行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未经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确定有罪，任何人应当被推定为无罪；经过法定举证、质证和认证程序，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应当按无罪处理；不能认定被告人罪重或罪轻的，按罪轻处理，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要求。贝卡里亚最早公开提出无罪推定的思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那么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4］目前，该原则为世界各国所确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与经典的“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还是存在一定距离，它仅是将确定一个人有罪的权力授权于法院，而并没有确立被追诉者在定罪前的法律地位，这是需要改进的。
而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在法庭审理活动中应当依靠证据裁判案件事实，它体现了事实认定方式上的理性化。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虽然罗列了证据的七种形式，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仅仅是要求法院定案的证据必须是“查证属实”或者说是真实的，并没有规定法院只能依据证据进行裁判，因而和“证据裁判”含义是不同的。而值得称道的是，“两高三部委”《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条弥补了这一缺憾，要求“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该规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应当确立证人作证特权制度
“证人作证特权”是特指对于负有作证义务的证人，在特殊情形时，法律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其核心内容在于，“一个证人可依法对已掌握的有关涉及案情的事实不予陈述，拒绝法庭对其进行的调查询问以及提供有关的证据材料”［5］。对于重要的国家公务人员、律师、宗教人员、医师、牙科医师、助产士、护士、代办人、公证人，或者是一定的亲属之间免除作证的义务，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特定的职业利益和一定的亲属关系，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证人作证特权克服片面强调证人作证义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它珍重证人利益和与此相关的特定社会利益，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反对对证人动辄施暴（如惩以“藐视法庭罪”），更反对为了追求某种形而上学的“案件利益”，而牺牲更大的社会整体利益或者某种更值珍贵的社会关系。或者说，证人作证特权的目的，在于促进某种社会关系的发展。借用华尔兹先生的话说，这种特免权存在的一个基本理由是：“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扞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的重大情报（例如，很难想象有什么事情比‘律师———当事人’特免权更能阻碍事实的查明）。”［6］或许说，这正是证人作证特权的最大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