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台湾地区刑法数罪并罚要件相对应，笔者认为，大陆刑法中的数罪并罚要件亦有两方面的要求：其一为实质数罪；其二为法定期限内发生的时限要求。实质数罪，是指行为人的犯罪事实充足符合数个犯罪构成，构成数个独立或相对独立之罪的犯罪形态。可见，海峡两岸刑法的罪数标准均为以立法规定为基础的犯罪构成说，而区别则在于台湾地区刑法多受德日刑法的影响，其犯罪构成学说也是大陆法系典型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这一逐层递进的犯罪构成理论，不同的是，大陆刑法中的犯罪构成理论却是以“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为内容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平面理论。从大陆刑法对数罪并罚的时限要求来看，刑法第69条规定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的并罚，第70条规定判决宣告后发现漏罪的并罚，而第71条又规定判决宣告后又犯新罪的并罚，数罪并罚的范围实质性地限定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前”的数罪，因为虽然其文字表述中多次出现“判决宣告”，但第71条的规定使得这些限定实质上归于无效，只要是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前”，无论该罪为判决宣告前之漏罪，还是判决宣告后之新罪，均应并罚，区别仅在于数罪并罚时的具体规则或方法不同而已。笔者认为，关于数罪并罚要件之规定，台湾地区刑法较大陆刑法为妥：首先，判决宣告并不等于判决的确定，这一无实质意义的限定也表现其立法技术不成熟，用语不准确，若前罪之宣告纯属误判，何来数罪并罚？其次，将数罪的范围扩展至“刑罚执行完毕之前”，与其称之为“数罪并罚”，倒不如仿效俄罗斯及越南的刑事立法[2]，将其称之为“数个判决的合并执行”，因为数罪并罚的逻辑顺序就是“数罪”的存在决定“并罚”，将一个已执行但尚未执行完毕的判决与另一新罪（漏罪）的判决合并执行，无疑着重于对刑的评价，而不同于对同一判决中数罪的罪、刑评价；再次，从对犯罪及犯罪人的评价来看，数罪并罚的范围过宽，往往使“已确定之判决，因执行期中更犯他罪而为之变更，使犯人受合并处罚之适用，不免有奖励犯罪之嫌”。
二、数罪并罚之原则与方法
数罪并罚的原则是指对数罪进行并罚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数罪并罚的原则是专门的特别适用于数罪处罚的原则，是对量刑基本原则的具体化，不同于数罪并罚的方法这一实现数罪并罚原则的具体途径，原则为根基，指导方法的运用，方法是原则的具体体现。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理论是严格区分原则与方法的：韩忠谟认为，关于数罪并罚之处罚方法，有下列三种主义（1）吸收主义，数罪之中，轻刑为重刑所吸收，而科以最重之刑。（2）并科主义，就各罪之刑并予执行。（3）限制加重主义，于法定范围内，就各罪中最重之刑加重之。{2}（P235）张灏在刑的吸收，限制加重，学科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折衷主义”，但仍称为数罪并罚之“处罚方法”。{9}（P754-755）这种严格区分原则与方法的做法也是值得大陆刑法理论借鉴的：首先，数罪并罚原则是量刑原则的具体化，是专属于数罪处罚的，是把握数罪并罚时量刑的标尺，而数罪并罚之方法则是纯粹技术性的方法，是对所判之刑的具体搭配和处理，从微观角度保证数罪并罚原则之贯彻；其次，对数罪并罚的原则与方法不加区分，甚至以“原则”取代“方法”，降低了数罪并罚原则在数罪并罚制度中的地位，数罪并罚原则应着眼于“数罪”，而数罪并罚的方法却应着眼于“数刑”，混淆二者无异于本末倒置；再次，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数罪并罚原则应首先是立法原则，是指导法官实现罪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的原则，它是以罪刑相适应原则为指导，以数罪并罚的具体方法来实现的原则。{9}（P755）由此可见，数罪并罚的原则是贯穿数罪并罚制度之始终的，而数罪并罚的方法只是在对各罪定罪量刑之后决定“总刑”的技术方法，是实现数罪并罚原则的途径。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数罪并罚的原则与数罪并罚的方法各有其内容，具体如下所述：数罪并罚的原则应包括（1）数罪的处罚应重于对其中任何一罪的处罚，否则，难以达罪刑相适应之要求，这也是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的恰当评价；（2）数罪的定罪量刑应分别进行，对单个罪的评价应客观、适当，避免他罪的影响而使量刑有失公平；（3）数罪并罚所决定的“总刑”应具可执行性，否则，难达数罪并罚之效果且有损刑法之尊严。而数罪并罚的具体方法，则有如上述台湾学者所述，包括吸收主义，并科主义与限制加重主义三种，至于所谓的“折衷主义”或大陆刑法学者所提出的“折衷原则”，则并非一种并罚方法，而是并罚方法的体系，即刑法不是仅规定一种并罚方法，而是规定了多种并罚方法，分别适用于不同刑种之间的并罚。{9}（P758）故原则之为原则，在于其根本性、指导性，而方法之为方法，在于其具体性、技术性，不可混淆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