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在中共看来是中国最为缺乏的东西，因而成为其最重要的革命目标之一。1940年春，在延安宪政促进会上毛泽东就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3]四年后，毛泽东以同样的口吻告诉中外记者：“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4]那各党派在政治上如何实现民主呢？当然是彼此之间开展联合与合作了。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毛泽东对民主联合信仰坚定：“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5]此外，刘少奇亦主张民主联合是政治时局发展的方向所在。1940年他就撰文指出：“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这种政权，不是一党一派所得而私的……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6]
由上述可知，中共在1948年解放战争行将取得全面胜利前夕通过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非空穴来风，而恰恰是其来有自。1949年，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开门见山地说：“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7]他对民主联合政体非常自信，指出：民主联合政府所具有的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8]
毛泽东的自信固然源于他对中国现实政治态势全面而又准确的把握。而中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倡议一出即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且热烈的响应，又铁铮铮地证实民主联合之信念在当时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它与中国政治生态走势又是多么的里通暗合。
的确，民主联合，不但是中共的政治信念，亦为其他党派在中国政治前途问题上所诚心盼望与热切期待，如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袖梁漱溟先生就将民主联合视为中国现实政治发展的最好路径。1945年，在《中国党派问题的前途》一文中梁漱溟坦言多党合作乃是解决中国党派政治困局的最优选择。他说：“其实多党互竞，固是一种方式；多党合作，何尝不可为一种方式？当这些国家（按：指实行多党制的英法等国家），遇到紧急关头需要全国协力同心之时，其各党便是取这种方式而停止彼此间的竞争的。在他们虽是暂局，要引申来作常局，难道不可以吗？中国党派的前途，以我料度正倾向于此。”[9]此足以证明当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亦把民主联合看作是中国政治时局最好的发展方向。既然大家都对民主联合深信不已，那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定旨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共同纲领”就自然“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及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盛况空前的代表性就充分说明民主联合的信念在当时是共同的、真诚的、强烈的。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共有23个单位的134名代表与会，其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人数相同，均为7人，加上7名具有中共身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中共亦只有14名代表，所占比例不到与会代表总数的11％。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由45个单位的662名代表组成，其中中共代表约占总数的44％，各民主党派代表比例达到30％，工人、农民和其他各界无党派人士代表约占全体代表总数的26％。此两组数据告诉我们，新政协尽管是由中共主导召开，但它本身所具有的广泛民主性堪称是前所未有，此等代表的广泛民主性决定了整个会议过程充满着民主联合精神乃是毋庸置疑。由此新政协会议所制定的《共同纲领》高度体现并彰显着民主宪政精神亦当然是题中之义、天然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