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我国成年监护制度的启示
从明治维新开始法律建设的百年来，除商法外，日本修改基本法的机会非常少。而这次修法，是对基本法从立法理念、内容到规模大动作的修改，尤以总则编的变动尚属一个多世纪来首次。[10]反映了现代社会对身心障碍者意思自治的尊重，这在以下几方面值得我国借镜。
1.监护制度救济对象的广泛
2.
日本的新成年监护制度，除旧制中的精神障碍者外，涵摄了其他障碍者，如智力障碍者、身体障碍者、高龄者。
我国民法中受监护制度救济的成年人仅有两类-------无意思能力的精神病人和有部分意思能力的精神病人，《民法通则》将其称之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称之为“没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不知其行为后果”的精神病人。由于意思能力薄弱，判断能力欠缺，被法律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因此为其设定监护人，由监护人代为意思表示，代理民事法律行为。[11]
在我国当前，人口的激增、社会的变动及现实社会的复杂等因素而导致的意思能力薄弱、判断力欠缺的成年自然人并非仅仅精神障碍者，其他如，智力障碍者（智商低下、弱智）、高龄者（老龄痴呆者）、身体残疾者（植物人、危重病人、生理功能残缺之人如盲、聋、哑）等障碍者，该群体有的存在轻度的智力上的障碍，有的则存在身体上的限制，若实施其有限行为之外的法律行为，仅有《合同法》中的委任制度可资利用，委托他人代理民事行为，但囿于本人的种种身体或精神的障碍，常常无力有效监督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因而也便不能确保本人意思能力的充分贯彻。
另外，在吸毒成瘾者、酗酒、赌博、浪费成性者，由于其不良嗜好与品性极易诱导正常的判断能力，表现为理性程度低于常态，不能预料较复杂行为及后果，自控力短缺，有时非但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且极有损害他人权益之虞。于此类人，依监护制度“除保护行为能力不足之人外，并兼顾交易安全”[12]的创设本意，都宜接受监护，保护交易的安全。
在日本，成年监护制度的重大原因在于老龄者（判断力不足）的锐增，[13]而我国现时的高龄者的状况也不令人乐观：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14]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6.8%强，是亚洲老年人口的二分之一，是全世界老年人口的1/5，相当于英国、法国、瑞典、挪威四国全国人口的总和，80岁以上高龄者已过1100万。预计到2020年，将达11.3％（1.61亿，相当于日本的总人口），至2030年，将达到2.15万人（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15]中国老龄人基数之大、老龄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已成为全球重大社会问题之一。[16]更令人关注的是，我国80岁以上高龄人口在1999年即突破900万，成为老年型国家。上海在1979年就跨入我国第一个老龄化城市。（根据联合国的规定，超过7％进入老年型社会），老龄人中的多发病老年痴呆症患者，目前全国约５００万，发病率达4.3％，中国老年痴呆症发病例直逼西方，是21世纪威胁人类的最严重疾病[17]。在美国，目前老年性痴呆在65岁以上老人中占10%，在75岁以上老人中占20%[18]。这组严峻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较日本更甚，对该群体的关怀，不仅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制度的公法使命，同样是私法制度设计中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本文主张：我国应借鉴日本，在成年监护制度的预设中，被监护人的范围应及于各类障碍者，并冠以“身心障碍者”之称谓，除保留精神病人外，还应增设：智力障碍者（智商低下者、弱智者、多重障碍者、自闭症者）、高龄者（老龄痴呆者）、身体残疾者（植物人、危重病人、生理功能残缺者），浪费、酗酒、赌博成性、吸毒成瘾者。并尽早出台中国的《精神卫生法》以公法辅助。[19]其次，在立法技术上，我国将监护制度定位在民法通则中民事主体制度中，第二章第二节第16-19条规定了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监护。从民法典逻辑体系观察，监护制度非为一般概念和原则，作为总则部分不如置于亲属编中更合人伦关怀的属性。毕竟确定监护人时往往考虑到与被监护人的亲属身分关系，特别是未成年人监护，其法定监护人的选定主要是在家庭监护或亲属监护不足时的救济。而成年监护制度除与亲属法有关外，宜采单独立法，以特别法的形式承载该制度更能彰显尊重其意思自治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