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要求人对自然履行道德义务，事实上是承认人类与自然能够而且应当构成伦理共同体关系。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承认人类同时负有人际伦理义务和种际伦理义务。在现实中，当人的生存与其他存在物的生存不可兼得时，或者当人的基本需要与其他生命的基本需要发生冲突时，人的生存或基本需要具有优先性。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如果不承认人的价值的优越性，当人的基本需要与其他生命的基本需要发生冲突时，就很难为人的生存或基本需要具有优先性这一选择提供辩护；而如果承认人的价值的优越性，又很难与人类中心主义划清界限。因此，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与它的现实选择之间往往存在着逻辑上的不一致性。{15}环境伦理是一种实践哲学，其德性价值在于对现实环境问题的理性回应。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难以回避上述悖论，其发展面临困境。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人类与自然的伦理共同体关系是一种价值判断意义上的“应当”，还是事实判断意义上的“是”。有学者提出，从伦理学理论的逻辑论证角度来考察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必然面对“自然主义谬误”这个问题。虽然大多数环境伦理的论证者尽量淡化自然的“物性”，寻找自然能与人形成伦理关系或者伦理同体的共性，但是还是要面对“是或者应当”的逻辑问题。{16}非人类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哲学基础，就是用自然原理取代人道原理，用存在论解释实践论、价值论和伦理原则，即从“是”中求“应当”。其结果就是完全歪曲了环境伦理学的性质。{17}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基于现实的可行性承认人类利益的优先性，但是这种优越性究竟与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有何差异、其是否违背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原则等问题困扰着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环境刑法的崭新伦理基础
环境伦理所追求的“现代性伦理谋划”尚未完成，而“现代性伟业”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却又对现代性谋划本身敲响了警钟。{18}面对具有传统性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和具有现代性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西方现代环境伦理的发展呈现出折中主义的倾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就是人类解决面临的环境伦理困境所采取的折中主义环境理性，为多数人所接受，是作为规范的环境刑法的崭新伦理基础。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础之上。人类热爱、尊重、保护、合理利用自然，通过道德和法律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实现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和谐、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和谐、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和谐、“人化自然”与“未人化自然”相和谐、人与自然相和谐。{19}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不仅承认自然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且承认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必须重新认识自然的价值和其存在的意义，不再以人的需要取向为判别各种事物价值和效用的依据，而应以整个自然生态环境的需要为判别依据。”{20}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人类必须尊重与善待自然，按“共同性”的生态规则和道德原则办事。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在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基础上，承认人的实践对于自然的能动作用，这主要体现为人对于自然保护的道德责任。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理论基础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此和谐统一的前提是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和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价值观的对话中心并不在于是否应当保护生态自然的问题上，而是“为何和如何”来保护及其保护生态自然的道德基础这一深层问题。{21}随着环境伦理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步认识到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等折中的环境伦理观得到发展。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是学术界研究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伦理学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理论。环境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从不同的理论层面，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为解决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而相继产生的。{22}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将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阐释为，人类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气生活的权利，为了公平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23}1994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开始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为了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2003年出台了《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是在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的形势下对传统环境伦理观作出的一次重大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