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国家也未否定未成年人的累犯。毕竟，刑事政策已经在整体上向未成年人作出了道义上的退让。未成年累犯与普通的未成年犯罪也应当区别对待，无视未成年人“累犯”这一事实，对于犯罪预防甚至未成年人的矫治与改善都是不利的。宽松过度，就会滑向纵容，而纵容是对未成年人的不负责任甚至“不道德”，因为它可能给未成年人留下“刑罚也不过如此”的印象。英国有关未成年人累犯的立场也与本文的结论相近，即规定犯“后罪”之际必须满一定的年龄，而对“前罪”未作限制。[29]《奥地利刑法典》第39条也规定，实施“后罪”之际，行为人必须已满十八周岁，否则不构成累犯，[30]这也与本文的结论相接近。
另外的疑问是，这是否会导致被认定为“累犯”的犯罪分子大幅度地增加。将未成年人犯罪作为累犯成立的前提不会导致这种后果，因为《修正案（八）》之前的刑法并未对此作出限制。在过失犯罪方面，本文的结论的确扩大了累犯成立的前提范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认定累犯的数量会大幅上升，因为本文将累犯本质界定为刑罚迟钝型人格，意味着累犯的成立不仅仅需要形式条件，还需要具备实质条件，即行为人再次犯罪与刑罚体验的迟钝或麻木相关。这就要求从刑法学与犯罪学两个角度分析“前罪”与“后罪”的关联，要么两者针对同一或者类似法益，要么两者的发生具有犯罪学意义上的同一性或类似性，例如都是出于营利目的、出于复仇动机等。这些限制，会让真正需要用更严厉的刑罚处理的犯罪作为累犯处理，而将那些没有体现出改造与矫治难度的罪犯排除在外。如果说对抗犯罪的资源有限，就将好钢用在刀刃上！
【作者简介】
陈金林，单位为武汉大学法学院。
【注释】张明楷教授指出，在
刑法分则条文的结构中，“的”字前面的内容表达的是罪状，而罪状是对行为的描述。参见张明楷著：《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不过这与本文的结论并不矛盾，罪状内容加上“的”字，恰好指向行为人，“处”字后面的法定刑也是针对行为人而不是针对行为的，因为无法对行为处刑，行为是刑罚的原因而不是其受体。另外，《德国刑法典》的表述往往以“wer”（“谁”，关系代词）引导的主语从句表达法定刑的前提，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则采用“……者”的表述。这与“的”指向行为人的判断恰好是相符的。
这里的“责任”主要是指作为量刑基础的责任（Strafzumessungsschuld），而不是作为处罚前提的责任（Strafbegrundungsschuld），它包括不法的内容以及狭义的有责性的内容。在我国刑法学的传统语境中，与此对应的词是“报应”，因为作为我们量刑基础的“刑事责任”同时包括了预防必要性。参见张明楷：“新
刑法与并合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294页。
苏彩霞著：《累犯制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陈浩然著：《理论刑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7页：欧阳涛：“略论累犯”，载李希慧、刘宪权主编：《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5年度）第1卷：刑罚制度研究》（上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苏力著：《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陈兴良著：《规范刑法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8页。
有关
刑法研究去政治话语的提倡，请参见陈兴良：“
刑法知识的转型与
刑法理论的演进”，载《人大法律评论》2009年卷；陈兴良：“刑法学：向死而生”，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1期。
Vgl．Gyu—Won Chang：Rtiekfall und Strafzumessung．Centaurus—Verlagsgesellschaft 1993，S．53 f．
Friedhelm Berckhauerc“§48 StGB：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Pladoyer，die Rtickfallscharfung zu beseitigen”．in：Monatsschrift fur Kriminologie und StrafrechtsrefOrm，65，1982，S．270—280．
Reinhard Maurach：Deutsches Strafrecht. C. F. Muller 1971，S. 856.
Hans—Jorg Albrecht：“Kriminologische Aspekte der Rtickfallkriminalititat und des Ruckfalls”. in：Hans—Heinrich Jescheck＆Gunther Kaiser（Hrsg.），Erstes deutseh—polnisehes Kolliquium uber Strafrecht und Kriminalogie. Nomos—Verl.—Ges. 1983，S. 101—131.
Richard Sturm：“Zur Strafscharfung bei Ruckfalls（§48 StGB）”. in；Monatssehrift fur deutsehes Recht，1979，S. 369—370.
Vgl. Hans—Jtirgen Bruns.. Das Reeht der Strafzumessung. Carl Heymanns Verlag KG 1985，S. 90；Christian Schoneborn：“Die regulative Funktion des Schuldprinzips bei der Strafzumessung”. in；Goltdammer’s Archiv fur Strafreeht，1975，S. 272—283.
Vgl. Gyu—Won Chang：Ruckfall und Strafzumessung. Centaurus—Verlagsgesellschaft 1993，S. 2.
Vgl. Gyu—Won Chang：Ruckfall und Strafzumessung. Centaurus—Verlagsgesellschaft 1993，S. 57.
Günther Kaiser：“Ruckfalltater und Resozialisierung”. in：Kaiser，Gunther＆Schoch，Heinz （Hrsg.），Kriminologie. Jugendstrafrecht.Strafvollzug. Beck 1987，S. 74.
Vgl. Jurgen Baumann：“Schuld und Verantwortung”. in：Juristenzeitung，1962，S. 41—48，Arthur Kaufmann：Schuldprinzip. Winter 1976，S. 187 ff.
Vgl. BGHSt 2，361；BGHSt 22，260.
于志刚著：《
刑法总则的扩张性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赵秉志主编：《
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8页。
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页。
Vgl．Gyu—Won Chang：Rückfall und Strafzumessung．Centaurus—Verlagsgesellschaft 1993，S．98．
E.Koffka：“Anmerkung zum Urteil des BGH vom 04．08．1971，BGHSt 24，198”．in：Juristische Rundschau，1972，S．471．
Bernd—Dieter Meier：“Die Strafzumessung bei Rückfalltater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in：Hans—Jurgen Kerner，Helmut Kury＆Klaus Sessar（Hrsg．），Deutsche Forschungen zur Kriminalitatsentstehung und Kriminalitatskontrolle，Band 6／2，Carl Heymanns Verlag 1983，S．1337．
虽然执行自由刑的案件比例非常低，绝大多数案件被判处了罚金刑或缓刑，但执行自由刑仍是国家对抗犯罪最重要的手段。自由刑执行比例的下降主要是通过减少短期自由刑的执行实现的，中长期的自由刑执行基本上未受到影响，甚至适用比例还有所上升。Vgl．Hans—Heinrich Jescheck＆Thomas Weigend：Lehrbuch des Strafrechts，AT．Duncker＆Humblot 1996，S．36．
张明楷教授对累犯本质有类似的归纳，即行为人“无视刑罚的体验”。但张教授并没有将这一归纳运用到累犯制度的解释中。在解释累犯的前提之际，张教授就转向了“有责性”。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44页。
因此，张明楷教授所总结的“无视刑罚体验”中的“无视”，应当客观地理解。即便行为人是因为生理上的痛感迟钝而无视刑罚的痛苦，也不妨碍累犯的成立。
《修正案（八）》第22条增加了危险驾驶罪（《
刑法》第
133条之一），该罪是故意犯罪，但最高只能被判处拘役。
苏彩霞著：《累犯制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Helene Bachner—Foregger：Strafgesetzbuch．Manzsche Verlags—und Universitgtsbuchhandlung 2009，S.5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