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真实义务的承担，检察官拥有了成为伦理共同体成员的道德基础，拥有了成为目光远大的政治家的胸怀。“我们最需要的莫过于一名真正富有正义感的诚实检察官。比起辩护律师或法官，这样的检察官可以对刑事司法制度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检察官在做决定时具有高度的自由裁量权。我对我的学生说，如果他们真的想成为刑事司法制度的改良者，那么就去做一名关注正义的检察官。”[17]拥有越来越多的“关注正义的检察官”，乃法律人之福、法治之福、民众之福，善莫大焉。
【作者简介】
甄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博士生导师；卢少锋，郑州大学讲师，法学博士。
【注释】克劳思·罗科信著：《
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
有代表性的判例有Napue v．Illinois（1959），Giglio v．United States（1972），United States v．Bagley（1985）．
如果一位检察官对某被告依据事实和法律判断其为无罪，但却受到上级指示，要对该被告提起公诉，或对之提出羁押命令之声请，或对之处以其他侦查措施时，其是否应服从该指示？在德国文献中对此看法分歧。罗科信认为：“较正确的见解应是，该检察官不需服从之。因为，虽然每一位检察官只是该‘高级长官’的代理人，但是其对真实性及公正性的判断确为不可代替性，而必须由各主其事的个人，以良知个别决定之。因此不得对检察官施以强制，命其违反自己的信念行事。而该检察机关首长的指挥监督权也并未因此而受到侵害，因为其尚可藉由移转权及代替权，自行办理该案件或将该案交由另一位检察官办理之。”参见克劳思·罗科信著：《
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见前引，第66页。
林钰雄著：《检察官论》，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1页。
参见姜世明著：《检察官论举证责任与真实义务》，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31页。
参见李学军主编：《美国刑事诉讼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396页。
参见伟恩·R·拉费弗等著：《
刑事诉讼法》，卞建林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8页。
参见徐国栋：《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对立统一问题——以罗马法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参见阎尔宝著：《行政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参见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
富勒著：《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10页。
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著：《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参见理查德·L·埃贝尔著：《美国律师》，张元元、张国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参见季卫东著：《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见前引，第181页。
艾伦·德肖维茨著：《致年轻律师的信》，单波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