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刑罚轻重与道德谴责的程度一致，增加行为的道德耻辱感，并通过概括、含糊性罪状，实施特殊控制
1．《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观雷电而制威刑，覩秋露而有肃杀”，董仲舒亦说：“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又《春秋纬·感精符》云：“霜者，刑罚之表也。季秋，霜始降，鹰隼击，王者顺天行诛，成肃杀之威”，《尚书大传》注云“奉天之大法。”古人将刑罚与天道联系起来，天道将法律与伦理纳入了同一体系。由于原理的一致性，违反伦理的行为即是违反天道，而符合天道的刑罚，即成为维护天道的工具。中国古来耻刑，“刑人不在君侧”[75]即是该意识的反映，同时，由于道德与法律的界线相当模糊，原理相同，调整范围重合，从而使因谋反罪受刑之人，还要受到道德的严厉谴责；刑罚的轻重与道德的谴责程度具有一致性，使得处刑越重，行为人的道德耻辱感越强。
2．罪状的概括、含糊性。对罪状的诠释，全凭专制统治的需要。由于谋反罪罪状含糊，因此，欲加罪之时，只要将行为议成律之罪状即可，使罪名的包容量极度扩大。典型者如“望之劾延寿上僭不道”案。此案“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议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寿前既无状，后复诬诉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恶之，延寿竟坐弃市”，韩延寿被诬定罪处死。[76]明太祖时，“公侯诸宿将坐奸党，先后丽法，稀得免者。”[77]而“成祖起靖难之师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78]这就是谋反罪的罪状含糊、包容极大所带来的专制性结果。
3．法律对谋反罪领域实施特殊的控制。“夫法全者，君以所以用其国也”。[79]法律是用于禁暴止奸，去恶劝善，“因政教而施刑法。”[80]它是重要的统治手段，其对于谋反罪领域，实施特别的控制。首先，对于直接危害君主专制领域的谋反行为，中国古代法律无不设立了精细而严苛的法律保障体系。“十恶”中首条为“谋反”，明、清以来的奸党立法，更是对反抗皇帝、危害皇权行为打击的集中表现。国家对谋反罪设禁立制、划定行为禁区，是刑法打击的锋芒所指，对谋反罪领域实施严密控制。其次，对于“王者之政”相去较远的社会基层的其它社会关系，法律采取间接调控的方式。一是赋予家长教令权，国家的调控力一般仅及于家长，减少了国家权力的运作环节；二是礼以崇善，法以禁非，其调整方式就是设立禁止性规范防人为非，其作用是对那些违反礼、违反道德的“不应得为”行为实施暴力打击。这种控制领域的权力分配是一种间接控制，即法律不直接调整社会关系本身，而是调整不符合礼制的违禁部分，把大量的民事、经济及其他法律关系简单化，由社会自发地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法律资源。
四、结语
综上所述，谋反罪以专制主义效率为核心原则，对伦理规则、法律规则和制度规则进行了充分整合，以伦理原则为基点，规则之间相互渗透，不同规则整合成一个评价、预防、制裁谋反罪的有机规则体系；又通过伦理对象的政治化，对君臣关系、父子关系、权利义务等关系，按人身依附原理进行了整合，建立了以刑罚为中心的谋反罪规则实现方式，使人们不敢涉足与谋反罪相关的任何领域。那些文化因素从“本不具有相互内在联系，而且在历史独立的种种特质，现在却结合在一起变的不可分割”。[81]这种谋反罪制度的文化整合，折射出中国专制主义法律制度和专制文化的发展脉络。
【作者简介】
柳正权，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注释】《唐律疏议·名例》卷第十七。
同注。
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何锡章、黄欢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文化整合一般发生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选择和建构的功能及过程。但文化在整合的过程中，既有对不同质文化的选择和建构，将不同质文化特质，整合成自身有机的文化体系，也有在文化创生过程中，同质文化在系统内通过选择和建构，整合文化分系统的各特质。因此，本文的文化整合系指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系统内的各特质之间，所发生在制度、理论、价值、实现方式的创生和协调过程。
参见陈晓枫、柳正权：《论中国封建法律的核心原则》，载《法律史论丛》第八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86页。
参见陈晓枫主编：《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
《尚书·召诰》。
《诗经·商颂》。
《史记·殷本纪》。
《大盂鼎》。
《尚书·召诰》。
参见巴新生：《试论先秦“德”的起源与演变》，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尚书·蔡仲之命》。
《左传·桓公六年》。
《左传·昭公元年》。
《论语·卫灵公》。
《大戴礼记·曾子本孝》。
《孟子·万章章句上》。
《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卷四。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第四十四》卷十一。
《春秋公羊传》卷二十二。
《尚书·康诰》。
王与之：《周礼订义》卷十六。
《左传·成公十七年》。
《商君书·算地第六》。
参见柳正权：《先秦盗罪考》，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4期。
《史记·商君列传》卷六十八。
参见周东平：《隋“开皇律”十恶渊源新探》，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4期。
《晋书·
刑法志》卷三十。
前注，周东平文。
《礼记·婚礼》。
《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
司马光：《家范》卷五。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
《礼记注疏》卷六十三。
《论语·学而》。
《礼记注疏》卷二十二。
《春秋繁露·基义第五十三》卷十二。
《论语·先进》。
《孟子·离娄章句上》。
《韩非子·忠孝》。
《韩非子·初见秦》。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第四十四》卷十一。
参见巴新生：《试论先秦“德”的起源与流变》，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孟子·万章章句下》。
《韩非子·忠孝》。
《百虎通疏证》卷十一。
《孝经·天子章·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庶人章》。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第四十四》卷十一。
《韩非子·孝忠》。
《史记·平准书第八》卷三十。
参见何兹全：《中国社会形态演变——从三权鼎立走向专制》，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
《礼记·内则》。
《资治通鉴·秦纪二》卷七。
卫堤：《礼记集说》卷一百四十。
《资治通鉴·秦纪二》卷七。
杨鸿年、欧阳鑫：《中国政制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卷五十七。
同注。
《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
《汉书·东方朔传》卷六十五。
《太平御览·服章部四》卷六百八十七。
《汉书·睦两夏侯京翼李传》卷七十五。
《汉书·薜宣朱博传》卷八十三。
《史记·淮南王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卷一百十八。
《唐律疏议·名例》卷二。
《汉书·晁错传第十九》卷四十九。
《宋史·本纪第十五》卷十五。
参见沈家本：《历代
刑法考》，中国书局1985年版，第1860页。
《宋史·列传第一百五》卷三百四十六。
《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卷四百三十三。
《明史·列传第八十一》卷一百九十三。
《明史·志第七十·
刑法二》卷九十四。
《礼记·曲礼上》卷三。
《汉书·列传第四十六》卷七十六。
《明史·列传第十四》卷一百二十六。
《明史·志第七十·
刑法二》卷九十四。
王符：《潜夫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82页。
《唐律疏议·名例》卷一。
前注，露丝·本尼迪克书，第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