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这种文化整合，通过语言渗透到思维之中。君臣、朝纲、朝政、朝议这些词语均是谋反罪的延伸
1．谋反罪经过长期的文化整合，使人们形成了一定的思维定式，“朕即国家”。朕是至尊之称，而臣见君曰朝，朝廷是帝王议事之所，君主的代称，朝廷谓天子也。而朝议则是朝廷的礼仪，就是明贵贱等级，就是尊君。这些定式的思维结果，即是视君主为国家，是谓朝廷、朝政。
2．谋反罪延伸以及所涉及的范围，统治者对这些行为均予严惩。像议孔融罪的罪名即是“不遵朝议，秃巾微行，唐突宫掖”。[63]对贺良定罪亦是其“……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不道。”[64]将干乱朝纲等行为均视为对君主的不忠。“《春秋》之义，奸以事君，常刑不舍。……。今晏放命圯族，干乱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计谋，职为乱阶。”[65]对这些行为的惩罚，即是谋反罪的延伸领域。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法经》即有：“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的严厉规定。对盗玺者施刑即是对王权的保护，“议国法令者诛”则在于禁人的反心。对于谋反罪的客观方面，《史记》载淮南王谋反事，胶西王臣端议曰：“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怀诈伪心，以乱天下。荧感百姓，信畔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节印图及他逆载道事险明白，甚大逆无道，当伏其法。”[66]从议论中，我们可看出“谋反”的罪状包括思想上怀诈伪心，言语上妄作妖言，行为上废法行邪、信畔宗庙等诸多方面，谋反的行为范围可谓广矣。谋反罪在行为形态上，其事未行，即同真反，思想犯同于实行犯。处罚上不仅对本人处罚较重，还反逆缘坐。[67]通过连坐，使犯罪者“累其心”，增加其犯罪成本和道德上的耻辱感。
（三）谋反罪的法律适用上，通过整合其它法律措施，形成了特定的刑罚适用制度
1．构成谋反罪者，其一，贵族、官员犯谋反罪的，取消“议、请、减、当、赎”等法律特权。其二，官僚、贵族犯罪当科除名之徒刑者，遇赦不免。其三，犯谋反罪死罪，家无期亲成丁应侍家者，不得以父母老疾而上请。其四，同居不许容隐，不告者罚之，藏匿减罪人一等从之。其五，一般犯罪及不道以下六恶者，死罪皆五覆奏，须待时行决。而犯谋反者，死刑执行前仅一覆奏，而且决不待时。
2．死刑执行方式特别化，表明该罪系最恶毒的犯罪，处于犯罪体系中最重要的地位。商鞅以谋反罪被车裂，李斯被诬谋反，受到“具五刑”的严酷刑罚。汉代有规定，大逆无道者腰斩。[68]三国时孙皓在回答剥皮刑的实施对象时说，对人臣失礼于君王的，应当受这种刑罚。宋熙宁八年，李逢、刘育、徐革因谋反被凌迟处死，[69]明朝的开国功勋蓝玉因谋反被剥皮，《大明律》则规定：“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清代亦如是规定，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即是被陵迟处死的。历朝都以最严厉、最残酷的刑罚来处罚谋反罪，标识出此类犯罪是最严重违反伦理的行为，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因而处于犯罪体系的首要位置。
3．确立社会对谋反罪承担责任，有效提高对反罪惩罚的效率。反罪连坐的范围是最大的，刑罚最为残酷。《汉律》规定：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魏时对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汙瀦，或枭菹，夷其三族。唐律规定对谋反用反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斩，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并没官。《明律》规定，其谋者皆斩，祖父、父、子孙、兄弟，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皆绞，其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功臣之家为奴。……今之上及祖，下及孙，是罪之五族矣，较之曹魏之法尤重。[70]可见，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刑罚逐渐加重，谋反罪牵连的范围逐渐扩大。连坐，就其设立的文化意义看，是以宗法关系为背景，利用人们“孝”的心理。《孝经》说：“居上不骄，为下为乱，在醜不争”，除去此三者，则是行孝的基础，如果因自己的行为导致家族受连累，这就是大不孝。连坐就是针对人们的此种心理，而实施的心理强制。在连坐的范围上，从夏时的“予则戮孥汝”到清时的朋党，牵连范围呈逐渐扩大之势。以古代国家对结党现象的规制为例，《论语》载：“君子不党”，可见历代对臣下结党甚为敏感。又《汉书·景帝纪》记载：“景帝绍曰‘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贿为市，朋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这说明统治者已认识到朋党之害。东汉形成党锢之禁，宋时则有奸党之说，谓奸党是“巧事贵戚，阴结左右，变乱是非，奸计百出”[71]之辈，认为“盖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党，空天下人才莫如朋党。党论一兴，其端发于士大夫，其祸及于天下。”[72]明代设奸党罪，“按律，籍没止三条：谋反、叛逆及奸党。”[73]如成祖时，“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局，亲党谪戍者至隆，万间犹勾伍不绝也。”[74]时坐奸党死者甚众。一旦构成奸党罪，将祸及他人，牵连甚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