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培养人们的“忠”、“孝”意识，就应当正名，明确秩序等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云：“合五科以一言谓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群也”。将正名奉为政治之本，辩物之理以正其名，而正名的作用在于培养人们的伦理意识。正如孔子所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通过正名，明秩序等级，规范人们的行为。曾子说：“故与父言，言畜子；与子言，言孝父；与兄言，言顺弟，与弟言，言承兄；与君言，言使臣；与臣言，言事君”。[19]将父、兄、君并列，把子、弟、臣同伦，强调子、弟、臣对上的服从和遵从义务，使君臣，父子等尊卑关系从内部完全协调起来，要求君尊臣卑，“君不名恶，臣不名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20]忠君的标准是无条件事君，最大之善是忠，最大之恶是不忠。违反这些原则，即是“人臣贬主之位，乱国之臣，虽不篡杀，其罪皆宜死。”[21]这种制度整合的结果，是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原则完全统一，成为相辅相成的逻辑体系，从而使人不敢违背伦理的规定，涉足与谋反罪相关的领域。
（二）谋反罪原属宗法伦理犯罪的范畴，对于王权的不尊及反抗行为，以不孝罪来谴责，后演变为独立罪名的政治性犯罪，成为封建法律罪名体系的中心
在早期的国家构建中，由于最高统治权以宗法关系为合法性基础，家庭伦理政治化的结果是，反对统治者的行为均视为侵犯宗法伦理的犯罪。“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22]“五刑之属三千，罚莫大于不孝”。[23]反抗王权的行为被视为最严重的不孝。对于这些违背伦理的行为，人们视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在谋反罪罪名的演变中，最早是宗法伦理性质的“不孝不友”罪，后将反抗统治者的犯罪，置于较成熟的“奸”罪名中，视为政治性犯罪。《春秋左传》说：“乱在外为奸，在内为轨。御奸以德，御轨以刑”，[24]又从奸罪中分离出盗罪，将谋反罪纳入盗罪体系。“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25]又《庄子·月去箧》：“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乱也”。可见，盗罪即包括了政治犯罪。[26]《法经》以“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将反抗王权的政治性犯罪置于篇首。商君被车裂，其罪名就是“莫如商鞅反者”。[27]到了西汉时期，谋反罪已经从伦理性犯罪中分立，成为法定的罪名。日本学者若江贤三在《秦汉律中的“不孝”罪》中将前五种罪（即“谋反”、“谋大逆”、“谋叛”、“不道”、“大不敬”）定为“不道罪群（类罪）”，认为谋反罪源于伦理性犯罪：不道罪。[28]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谋反者，皆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自此，谋反罪特指危害皇权的行为，成为封建法律罪名体系的核心。《唐律疏议》也说：“事类有十，故称十恶。然汉制九章，虽并湮没，其不道不敬之目见存，原夫厥初，盖起诸汉。”至曹魏时期，“又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29]晋律、梁律、陈律都略有其条。及至北齐律，列“重罪十条”，都将谋反罪置于“十恶”首位，标志着谋反罪制度的正式形成。隋律在《北齐律》的基础上有较大发展，一是将犯罪的主观方面直接与罪名结合，罪名的概括性进一步增强；二是加强了对谋反罪预备阶段的处罚，改“重罪十条”为“十恶”。因佛家的“十恶”系由贪、痴等三不善根中任一者之加行（预备之行为）而起，据此改变“重罪十条”中前三项的反逆、大逆、叛为“十恶”的谋反、谋大逆、谋叛，即三罪的成立范围由过去的“实施”阶段，扩大至“预备”乃至“犯意”阶段。[30]至唐律，形成了系统完备的谋反罪制度。
二、关系整合
通过整合，将君臣、父子等尊卑关系进行协调，使人不得违背政治伦理的规定。通过加重刑罚，增加谋反罪的道德负罪感；并对这类犯罪处以酷刑，从而标示此类罪在道德上的耻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