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至尊莫如君，臣民均需奉君忘身，循国忘家，对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古代法律对于谋反罪行为，逐渐扩大行为形态的范围，并以法律严惩。秦时即有谋反罪、以古非今罪、诅咒诽谤罪、妄言罪、非所宜言罪、不敬国君罪等；汉代大司农颜异，“……不入言而腹诽，论死”。[52]唐律中的谋反罪则最为典型，其行为形态，一是真反；二是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三是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从行为形态上看，谋反罪还包括了仅是“妄为狂悖之语者”的言论犯罪。

　　（四）文化整合的结果是将君臣、父子、尊卑等从属关系进行了协调及整合，使人们在观念和道德培养上，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得犯涉与谋反罪相关的行为领域

　　以“孝”为中心的封建道德体系，不断吸收强化君权、弱化臣权的新质，从先秦时期君权、贵族权、平民权鼎立时代，演变到明清的专制主义时代。[53]这个发展过程也是君臣、父子尊卑关系的整合过程。先秦君臣的关系是“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于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君臣之间尚存有一定的对等关系及平等意识。在父子关系上，子尚有劝父过之责，“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54]但到了封建社会，“父赐子死，尚安复请？”[55]封建法律规定子女不从父言，属子孙违反教令，父祖有权依法处罚。在君臣关系上，也从有一定对等成份的身份关系，发展成绝对的尊卑服从关系。“贵贱贫富生杀，君之所操，以御臣之具也”。[56]很明显，君臣、父子关系的整合结果，是将君、臣、父的权威绝对化，形成了君权至上的观念；臣下对君主而言，则处于绝对的顺从地位。

　　三、实现方式的整合

　　在规则、关系被整合的同时，文化整合的另一方面，是谋反罪制度实现方式的整合。其基本线索就是，随着家庭伦理的部分规范，被强化成政治伦理规范，政治伦理性规范部分上升为法律制度，实现方式也发生了与此相应的变化。从初始用宗法方式调整，发展为以刑罚为核心的综合调整方式。《诗经》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即认为对于他人的悖逆恶行，因亲疏不同所负的伦理道德义务亦不同。这说明对于危害统治的行为，主要的调控方式是宗法方式。但由于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其实现方式亦多样化，建立起以刑罚方式为主，伦理评价为辅的综合实现方式，使谋反罪规则能够发挥最大的社会控制效果。

　　（一）在君主权力绝对化的时代，君主专用的词汇、住址、服饰、车舆、器物等诸方面，都显示出皇权的无上威严及臣下的敬仰和崇拜。而臣下在言语上、奏折中、文章里都要避讳，其使用的器物、工具等都不得逾制。它们强迫人们的行为选择都竭力避开与谋反罪相关的领域，形成预防性规范。这些规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化为臣下的自觉行为，实现对臣民的内心强制

　　1．君主是“德兼三皇，功过五帝”，[57]帝号同天，名所莫加。“所谓帝，就是指天，可演译为天道……所谓皇，是光、大、美的意志，盛德煌煌，有天所不照之意。……所谓皇帝，就是自然界中至大至美的天。”[58]君主的所用之物，均有专门名称，如御苑、龙椅、龙袍等等；皇帝的专用物品，如宫门、御物诸类，即使他人误用也为大罪。君主还有特殊人格，崩后有陵、有庙、有谥。这些特殊人格及用语，代表着君主的无上权威，其它任何人均不得涉足，即使作为冥器使用，也为法所不容。“条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59]之事，被斥曰“欲反地下耳”，条侯呕血而死，国除。[60]

　　2．对君主的权威，臣下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言词多忌讳。如“秦俗多忌讳之禁”，[61]汉时规定，“不知忌讳，当死”，[62]而《唐律》规定：“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馀文书误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明、清时期的“文字狱”更是忌讳之禁无以复加的表现。对于侵犯君主威严的行为，像“指斥乘舆”等都是严重犯罪。即使那些轻微的危害行为，如“登高临宫”、“宫殿作罢不出”、“稽缓制书”等都被视为犯罪处理。通过对皇帝人格的特殊保护，对可能侵犯皇帝尊严及安全的诸多禁止性规定，在谋反罪行为的外围设置了重重屏障，将君王的住所、服饰、车舆等诸多方面神秘化，实现对皇权的无限崇拜和景仰，以达到震恐肃敬的效果。这些无微不至的规定，一方面是镇压和强制的权力来源。它通过一系列的禁止性规范将皇帝神圣化，一个崇高权力支配下的规范，就有了权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它又是强制和镇压的结果。神圣皇权借助于强制、镇压手段，以规则内化为途径，对臣下实施内心强制，具有极高的适用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