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将君臣、父子的互惠互动关系，演变成完全服从的封建政治关系，使双向的人伦义务变成了单向的服从关系。孔子尽管倡“忠”，但并未绝对化：“以道事君，不可则止”，[40]臣对君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孟子更是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41]他们都还将君臣关系看成是双向的人伦关系。但战国时期的法家则把忠君绝对化，韩非子说：“故人臣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42]否则就是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43]君臣关系被韩非子简化为绝对的服从关系。董仲舒则将传统儒学宗教化，形成了系统的忠君理论。在此理论中，“天”是至高无上的，是主宰人间万物的神，而君王则是受命于天、奉天意而行事的人间代表，是天意之所予的受命之君，故称之为“天子”。既是天之子，故君王事天如事父，事天以尽孝道。天与君王被拟制成父子关系，君王与天就是宗法伦理关系。而人则是“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44]于是，君王事天如父，人事君王为父，事天为祖，而臣则是君之子、天之孙，使君、臣关系成为同一伦理序列关系，适用同一伦理规则。董仲舒的学说，将君臣、父子等互惠互动关系，演变成完全政治服从关系，使本来双向的人伦义务变成了单向的服从关系，将人与人之间的双向关系，演变为人对纲常、伦理、身份的单向关系。这使本以家庭伦理为基础构建的政治伦理体系，反向全面渗透至家庭伦理体系。统治者又通过“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将这些伦理规则制度化、法律化，并通过恒久的德礼教化，使之内化为臣民的自觉行为。
2．“德”始为祭祀法则，本为氏族全体成员所共有，后却由人王所独享，如“桀德”、“文王德”。殷商之德是遵循祖先神与至上神，要求殷商王的行为须顺从祖先神和至上神的旨意，这是伦理道德的萌芽；西周的“德”转变为周王的懿行；而春秋时期，“德”从天命神权的垄断下解放出来，君子有德，小人亦有德，使之使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伦理准则。[45]这个规则体系视君德、臣德为双务的权利义务关系。孟子说：“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为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上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臣对君“有大过则谏，反复而不听之，则易位。”[46]孟子对君臣义务关系是从对等的原则出发，用同一伦理要求去判别的。而法家思想家韩非子则用不同标准去评判君臣的行为。他说：“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47]君、臣、民的伦理道德逐渐分野，形成了不同的伦理要求，“臣之于君，犹子之于父，明至尊臣子之义也。”[48]“德”以等级秩序为基准，逐渐形成了独立的伦理。《仪礼·丧服传》曰：“天子，至尊也。”天子“受教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而诸侯“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对卿、大夫而言，“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士则“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庶人的伦理准则则是“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49]针对不同的身份，提出了不同的伦理要求，要求臣子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君、臣、民由于伦理规范的不同，评判标准不一，延伸为臣、民无权依据规范来评价君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50]臣民只能专心事君，不管君王的德行如何，都不得非议。“孝子之事父也，非竞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竞取君之国也。夫为人子而常誉他人之亲，……。是诽谤其亲者也。……。故人臣……、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51]日后的三纲则是秉承其精神的，其一方面否认臣下有评价君王的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对臣下评判权的独占，从而确认了君王的至尊地位。臣民违德而施之刑惩，是可以用法律制度来明确规定的，而对统治者，其行为是否合德，则不可能由法律明确规定。自此，“德”逐渐演变为君、臣不同的道德体系：从双务的规范，发展成为单务的伦理；从能够相互判别德行的规则，变成臣对君没有评判的权利，惟忠惟孝。这一过程是专制社会发展，文化自我选择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