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强化以“孝”为中心的封建道德体系，通过对“孝”的对象上整合，将“孝”的对象扩大至君王
《礼记》的成书，标志着儒家伦理体系的形成，其将家庭伦理与政治化理统一起来。“男女有别，而后有夫妇之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31]《大学》从复明自己光明的德性出发，通过亲亲仁民的过程，最后止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朋友有信。“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32]“孝”被视为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基本义务。“孝”对象上的整合，就是将孝的对象扩大化。孔子所理解的“孝”本是对父母的敬爱之情，孝的对象是父母。如“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认为对父母应有敬“孝”之心，此时“孝”的对象仅指家庭成员，侧重的是家庭伦理义务。后来的曾子进一步发展：“民之本曰孝，……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体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33]他在将“孝”提升到人类社会的基本义务的同时，将“孝”与“忠”等同，“孝”的对象从尊长扩大至至君。“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34]“忠”属于“孝”的范畴，不忠即是不孝。“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35]这些论说完成了“忠”、“孝”的合一，正如《孝经》所说：“以孝事君则忠”。而董仲舒的伦理思想体系将天、君、人拟制成人伦关系，“孝”从单纯的血亲关系义务，演变为天、君、人拟制血亲人伦义务，“孝”的对象也从家庭成员，扩大到君王。“君，至尊也”，“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36]至此，封建道德体系的制度化构建已有了良好的理论铺垫，它通过“孝”对象上的整合，将最初规范家庭伦理关系的“孝”，抬升至政治伦理范畴，使“孝”的对象泛化，将君王类比于家长，成为“孝”的最重要对象。
（二）行为义务上的等同
通过文化整合，将臣对君、子对父、卑对尊这类义务等同，将子孙对尊长必须服从的义务，与臣对君的绝对遵从义务混同。《易·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孔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矣。”[37]《吕氏春秋》亦说：“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子人臣之所甚愿也”。“忠”、“孝”对行为上要求具有一致性。孔子说：“父在，观其志。夫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认为“孝”是服从义务。《白虎通疏证》曰：“君，群也，群下之所归心也。臣者，值坚也，厉志身坚固也。”《仪礼通解》作：“臣，牵也，象屈服之形。将君臣关系定位于遵从关系。”这种伦理原则反映出是个人与家、家与国家之间的整合关系，“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38]这种观念体系只有惟君主是瞻，以国家为主体的价值需求，个人的存在是以履行宗族义务和国家法律义务为前提，个体消弥在整体性之中。如董仲舒所说：“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阴阳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功。”[39]这就将尊卑关系神化，将尊亲义务等同于尊君义务，并将义务绝对化。
（三）将君与臣，父与子的互惠双务关系，整合成政治服从关系，使双向的人伦义务变成了单向的服从关系，从而确认了君王的至尊地位。君德和臣德原本可彼此评价，但通过对君王伦理身份的确认，否认臣下有评价君王的权利；在行为的规范上，将损害君王的行为逐渐扩大范围，凡是危害君王的行为都予以严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