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美国利益与接受国利益存有冲突。拉美一些国家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思路，开放市场并移植美国的有关法律，意在改变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困局，从而通过出口型经济和贸易，实现经济迅速发展。美国向拉美输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法律，其主要目的是把这些国家纳入自己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和国际格局之中，从而更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利益。苏联和东欧等转型国家移植美国法律，旨在重建本国的新型法律制度，从而实现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社会协调发展。美国向这些国家输出法律的目标，则主要在于占领新型法律市场，并通过法律输出来控制这些国家的法律价值和话语。哥伦比亚政府移植美国的刑事法律制度，旨在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美国“帮助”哥伦比亚改革刑事司法制度旨在打击贩毒活动，防止毒品流入美国。
第三，输出者目标与接受者需求存有冲突。在全球化化过程中，美国法输出者强调新自由主义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但许多非西方国家没有发展起来强大的公民社会，因而弱化政府的管理职能则会导致混乱，例如俄罗斯在政府放松控制之后，黑手党活动十分猖獗；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采用放任市场模式之后，出现了竞争失序状态。以下一个故事更能鲜明地反映出，法律移植的“供方”与“需方”之间差异如何之大：一个美国法律代表团在访问蒙古时，把美国证券法的材料送给主人。主人感谢之余，希望代表团回国后寄送更多这种单面复印材料，因为他们要用这些材料的空白背面解决本国纸张短缺问题![198]
第四，移植法律的理想与实践之间存有冲突。美国及其国际机构更多关注的是接受国是否具有了美国法的制度形式和规则文本，而很少关注这些制度和文本实践的运作效果。结果，输入的许多美国法理念和制度都难以变成行动之法。有时，移植的法律竟出现与初衷相违的结果。例如，在第一轮法律与发展运动中，拉美移植美国的法律职业虽然取得了成功，但这种成功却与初衷相违。例如，拉美一些按照美国职业模式从业的律师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谋求个人利益，甚至沦为本国和外国资本家的“律师买办”(lawyer comprador)，[199]而不是在政府事务和社会公益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再如，拉美一些国家移植美国的工具主义法学理论，本来旨在缓解形式主义的僵化，却被政治强权和独裁政府所利用，压制民主和践踏人权，以致后来又导致了法律形式主义的反弹。[200]苏联和东欧等转型国家引进了美式总统制，旨在使之发挥美国总统那样的职能，但由于缺乏与之相应的传统和权力制衡体制，以致出现了“总统专政”的局面。
第五，美国法律输出者内部存有冲突。在美国向拉美的法律输出中，输出者的动机并不一致，许多美国学者真诚地参与法律与发展运动，希望非西方国家通过移植美国法而实现法律现代化，但美国政府则很大程度出于战略性考虑，更多关注的是如何使法律输出有利于美国的利益。
第六，输出者自身前后存有冲突。加兰特和杜鲁贝克是先参与了第一轮法律与发展运动美国法输出，随后进行反思和颠覆这种运动，宣布该运动是西方“种族优越论”的代表；加德纳作为美国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员，负责在拉美国家实施第一轮法律与发展运动，但在该运动受挫之后，他反戈一击，回头清算这场运动，宣称它是“法律帝国主义”的行径。美国法输出这种“自我分裂”[201]实际上反映出法律移植的某种困境。美国政府在输出法律时，宣称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改进法律，从而推动其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当一些发展中国家真正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对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构成某种竞争时，美国政府则开始对它们进行抑制甚至围堵。
第七，移植的话语策略与移植的真实内容存有冲突。美国法输出者在输出美国的法治模式、司法体制和法律制度时，往往宣称它们是法律“科学”或“法律工程技术”，不具有政治属性；或者宣称它们是“国际惯例”、“一般标准”或“普适价值”。实际上，这些法律的理念和制度许多都具有政治属性和美国特征。
第八，接受国精英集团和普通民众的需求存有冲突。许多发展中国家移植美国法的过程中，精英集团和普通民众常常具有不同的目标，前者旨在通过法律移植增加权力的合法性和控制社会的能力，而后者则希望通过法律移植控制政府权力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在此，我们有必要指出以下几点。首先，美国法全球化过程中的法律移植虽然存有上述冲突，但并非意味这着这些法律移植完全失败。在法律与发展运动第一阶段，美国法的输出者从法律移植的乐观论出发，认为美国法移植到拉美国家可以产生预期效果。[202]这种法律移植乐观论受到沃森的影响。他认为法律具有独立于社会情境的自治性，因而具有可移植性，并援引许多法律史的材料，例证法律具有可移植性。[203]在第一轮法律与发展运动遭受挫折之后，美国法输出者开始反思并批判法律移植乐观论，然后转向了法律移植悲观论。[204]这种悲观论曾经由孟德斯鸠和萨维尼所表达。他们认为法律特定民族情境的产物和独特民族精神的镜像，因而法律具有不可移植性。[205]当代法国学者罗格朗从文化之维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法律规则由词语形式和内在意义两个要素构成，规则的词语形式可以移植，但规则的内在意义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不可移植，因为规则离开意义之维就不成其为规则，因为规则一旦移植到新的情境，其目标、价值和效果都会发生变化，而这意味着移植的失败。[206]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赛德曼夫妇作为美国法的输出者，以自己在非洲从事法移植的亲身经历，认为任何被移植的法律都不能取得在母国那样的效果，因而法律不具有可移植性，并明确提出了法律不可移植的“规律”。[207]笔者以为，美国法律输出者从法律移植乐观论滑入悲观论，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都失之简单和偏颇。现代社会的法律既不完全具有脱离具体社会情境的自治性，可以轻松移植，也不完全与社会和文化情境密不可分，绝对不可移植。[208]
其次，某些学者以是否成功来判断法律是否可以移植，存在严重问题。何谓“成功”从来就没有统一标准，如果认为成功的标准是被移植的法律取得了在母国那样的效果，就显得过于绝对，因为法律的效果在母国也会因不同时空而发生变异。在历史上，东亚诸国所移植的中国古代法律，在不同情境中无疑发生了变异，英国法律被移植到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中国的香港地区，也发生了变异，德国法和美国法被移植到日本更发生变异，但没有人认为上述法律移植不成功。移植之法律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因而法律移植是否成功也取决于时间因素，短期看似成功的法律移植，从长期看可能并不成功；反之亦然。另外，判断法律移植是否成功还取决于人们的立场和观察角度：拥护者认为是成功的法律移植，反对者则可能认为是失败的法律移植；从文本或制度看是成功的法律移植，从实效看可能是失败的法律移植；[209]从功能视角看是成功的法律移植，从意义视角看可能是失败的法律移植。在本文所涉及的美国法全球化的四种典型中，全球商人法的美国化无疑是成功的法律移植，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其他三种类型的法律移植虽然遇到了许多挫折，并且引起许多冲突，但是目前断定它们成功或失败都为时过早，真实的情形也许是部分成功，部分失败，但这需要时间和实践来最终证明。
再次，美国法全球化过程中的法律移植表明，在其他情况相同或相似时，法律移植的难易程度主要取决于以下变量。(1)因不同法律领域而有别：私法易于公法，私法中商事法易于民事法律；在公法领域，技术性法律易于政治性法律，行政法易于宪法。(2)因不同名义而别：以“普遍原则”或“国际标准”的名义进行的法律移植，易于以某国名义进行的法律移植，借助国际机构推动的法律移植，易于一国单独推进的法律移植；(3)因主动和被动而别：接受国主动参与的法律移植，易于被迫接受的法律移植；(4)因是否考虑当地情境和需要而别：考量当地情境和需要的法律移植，易于不顾当地情境和需要的法律移植；(5)因法律体制和法律文化不同而有别：两个国家或地区法律体制和法律文化越接近，法律移植越容易，反之就越难；(6)因不同文化和发展阶段有有别：两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和发展阶段越相近，法律移植越容易，反之就越难；(7)因经济和政治体制以及意识形态不同而有别：两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越相近，法律移植越容易，反之就越难；(8)因国际背景不同而有别：借助全球化背景推进的法律移植，易于没有这种背景的法律移植。在上述概括中，有些例证了传统法律移植理论，有些则发展了传统法律移植理论。
最后，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应努力做出以下区别：(1)反对美国法霸权主义的全球化，但不应简单反对各国自主地借鉴和移植美国法律；(2)反对美化美国法，但不应否认美国法中某些理念和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3)避免法律移植乐观论，但同时应防止陷入法律移植悲观论；(4)反对把美国法包装成“普遍原则”或“国际标准”，但并不应认为美国法完全是地方特产，对于其他国家毫无借鉴或移植价值。
(四)美国法全球化与世界法系格局
在人类历史上，初民社会的法律主要是自发习惯法，各个氏族或部落都有自己的习惯法。那时，它们还没有从其他社会现象中分化出来，因而法律如同分布在天空中正在聚合的星云。自国家产生之后，各国都形成了自己的法律制度，这些法律虽然同宗教、政治和习俗密切关联，但毕竟具有了半独立的性质。此时，分布在世界上的各国法律，如同分布在天空中独立运行的星球。
在后来的发展中，一些国家征服了广大领土，并发展成为庞大的帝国。围绕着几个帝国，世界形成了几种主要法律文明，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华法律文明、印度法律文明、希腊法律文明、罗马法文明以及伊斯兰法律文明。这些法律文明的主要特点是：(1)以帝国的首都为中心，法律适用于整个帝国的领土，伴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展，法律覆盖的范围不断扩大；(2)通过文化传播等方式，帝国法律对周边国家的法律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形成了法系，如中华法系和伊斯兰法系。(3)几种主要法律文明同时并存，它们之间虽有接触、交流或竞争，但总体上是各自单独发展，每种法律文明都无法支配其他法律文明；(4)在这些主要法律文明之外，还有许多国家、民族或族群自成一体的法律体制。在这个阶段，帝国的法律体系和围绕它们而形成的法系，如同天空中众星汇聚而成的星系。
进入现代之后，帝国体制被现代民族国家体制所取代，法律经历了理性的洗礼，在价值、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现代世界体系取代了古代帝国体系，世界法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西方两大法系逐渐在世界法律体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中华法律文明、印度法律文明和伊斯兰法律文明则受到了严峻挑战和冲击，或者被西方两大法系所取代，或者退居边缘。例如，曾经作为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土耳其在经历的世俗化改革之后，放弃了伊斯兰法而加入了大陆法系的行列；在英国漫长的殖民统治过程中，印度法律制度也英国化了；中国法在经历了激进的西方化和苏联化之后，至少在制度层面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现代以来的世界法系格局完全处于西方法律的支配之下，与西方两大法系相比，其他法系则显得黯然失色，只有边缘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前关于世界法系的划分，就明显反映了西方法系处于世界法律文明中心的格局。
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世界法系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众多国家采用了社会主义法律理念和制度。为此，比较法学者运用法系的概念对当时的世界法律图景进行了重新描述。不同学者尽管在法系的划分标准和方法上存有差异，以致法系划分的结果多种多样，但在20世纪下半叶，关于法系划分的主流是确认世界三个法系的核心地位，即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210]社会主义思潮源于西方，旨在对抗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从这个角度讲，社会主义体系是反西方体系的西方体系，而社会主义法系则是反西方法系的西方法系，实质上属于西方两大法系之外的第三个西方法系。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其他法系，如印度法系、伊斯兰法系、以中华法系为核心的所谓“远东法系”以及“非洲法系”，[211]但都主要是从法律传统或法律文化的角度，把它们作为西方三个法系的陪衬。这个时期世界法律体系的格局仍然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只不过反映了“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对峙局面，以及西方法律传统的内部区分。
20世纪末的法律全球化，尤其是美国法全球化，对上述现代世界体系格局产生了强烈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法律的图景。
第一，“冷战”结束后，苏联和东欧等转型国家的法律建构和法律改革，虽然保留了先前的某些制度，并出于法律传统和加入欧盟的考量，接受了欧陆国家的一些法律，但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借鉴和移植了美国法，在宪政和商事法等领域尤为明显。经过美国和欧陆的法律猎食，作为社会主义法系核心的苏联法律体制已经不复存在，欧洲的社会主义法系成员均已改弦易辙。在欧洲以外，除了朝鲜和古巴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之外，中国和越南等社会主义法系的成员也经历了重大改革，在许多领域移植了美国法[212]。为此，一些比较法学者已经修改了法系的划分，[213]暗示社会主义法系已经不复存在。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由于数个国家仍然实行社会主义法律体制，因而社会主义法系继续存在，只是在世界法系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大减弱。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法系之所以走向衰弱，除了体制等内部因素，美国法全球化是重要的原因，它打破了20世纪后期三大法系“三分天下”的世界法系格局。
第二，现代以来，西方两大法系都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并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任何一方都没有形成绝对压倒对方的优势。但是，自美国法全球化以来，英美法系的风头十分强劲，其世界影响范围和强度都压倒了大陆法系。如上文所述，大陆法系的许多领地，如新商人法领域和拉美国家的法律领地，或者被美国法所夺取，或者深受美国法影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大陆法系的大本营，如欧盟及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其成员国的法律领地，也都受到了美国法的侵蚀。
第三，在英美法系内部，作为“母体”的英国法，长期以来一直具有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而美国法最初只是配角，后来也不过是“骨干”。然而自“二战”以来，美国法的地位和世界影响力迅速上升，与英国法具有了并驾齐驱的地位。美国法全球化之后，美国法明显压倒了英国法的地位，成为英美法系无可争议的引领者。在英美法系中，今日的英国法越来越受到美国法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第四，法律全球化虽然并不等同于全球法律美国化，但无可否认的事实，美国法全球化影响甚至主导了法律全球化的主要方向、价值和内容，至少在美国遭遇金融危机之前是这样。
第五，在世界法律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上，美国法全球化的同时产生了双向影响，既导致了全球法律趋同，又导致了全球法律趋异。以美国法律模式推动的全球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全球法律趋同。新商人法领域的美国化，明显导致了跨国公司商事法的在全球范围的趋同。与此同时，美国法进入了不同属于法系的国家之后，不仅破坏了该国法律的统一性，而且在适应新情境过程中自身也发生了变异。美国法全球化导致了各个国家、不同法系以及全球法重新分化和组合，由此世界法律显示出不断趋异的走向。
第六，法律全球化虽然客观上助长了美国法全球化，但是也导致了许多非西方和反霸权法律的全球流动，例如保护生态环境和劳动者权益的法律、长期处在西方殖民者统治下的原住民的法律以及世界主义的人权法和全球法等。[214]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适应现代世界体系和当代世界法系格局的过程中，开始挑战美国在国际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垄断地位，挑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和不平等的政治权力格局，挑战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法和霸权式全球法。在这个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成功。另外，美国法全球化的霸权主义方式及其带来的负面效应，引起了全球反霸权力量的反思，激起了这些力量的反抗。一些国家在具备了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之后，开始总结本国法律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重新发掘、整理和阐释传统的文化精华和法律智慧，希望通过它们的“创造性转换”，升华出现代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与此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开始利用国际平台、全球网络和世界公共领域，要求不同文明和国家进行平等的文化和法律对话，致力于形成某些全球法律共识和人类法律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不同法律文明的互动交流和多元共存。随着这个进程的深入，世界法系格局可能会出现大同小异与和而不同的局面。
本文通过四种典型，例证了美国法全球化的主要方式和强度，分析了美国法全球化的主要背景和原因，反思了与之关联的法律与发展运动、法律现代化以及法律移植理论和实践，指出了美国法全球化对世界法系格局的影响。美国法全球化会继续下去还是走向终结？或者，美国法全球化会以何种方式延续下去，并会对法律全球化以及全球法系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凡此种种，都需要未来的实践做出回答。
【作者简介】
高鸿钧，男，1955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海伦市，中国著名法理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副会长。
【注释】
例如海德布兰德认为，法律全球化是“跨国法治的美国化”，参见W.海德布兰德：《从法律的全球化到全球化下的法律》，刘辉译，载D.奈尔肯和J.菲斯特编：《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第157页。也参见M.Shapiro, "The Globalization of Law", GlobalLegal Studies Journal, vol.1, 1993, p.61.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刘东、黄平译，译林出版社，2000，第4~32页。
麦克鲁汉：《认识媒体：人的延伸》，郑明萱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6，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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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74~176页。
J. H. Merrman, D. S. Clark & J. O. Haley,The Civil Law Tradition: Europe, Latin Americanand East Asia, Charlottesville: The MichieCo.1994, p.463
J. A. Gardner, Legal Imperialism: AmericanLawyers and Foreign Aid in Latin America, The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0, p.8.
关于美国殖民的历史，参见劳伦斯·傅利曼：《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吴懿婷译，台北，商周出版，2005，第146~150页。
这些影响参见劳伦斯·傅利曼：《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吴懿婷译，台北，商周出版，2005，第613页。
本文主要指参与美国法输出的机构和个人，与之相对的则是作为接受方的“输入者”。
D. M. Trubek and M. Galanter, "Scholars inSelf-estrangement:Some Reflections on theCrisis in Law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in theUnited States", Law and Society, no. 4, 1974,pp.1071~1072.
同上文，p.1070.
同上文，p.1096.
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的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387-391页。作者为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Professorof Sociology at the School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Coimbra），中文本把作者国籍标注为“英”有误，特作更正。本文在引用此书时，参照了英文本。
C. Rodríguez, "Globalization, JudicialReform and the Rule of Law in Latin America: TheReturn of Law and Development", Beyond Law,2001,Vol. 7, p.21.
D. M. Trubek and M. Galanter, "Scholars inSelf-estrangement:Some Reflections on theCrisis in Law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in theUnited States", Law and Society, no. 4, 1974,pp.1063、1067.
法院效率低下，很多案件得不到及时审理，例如，1990年，在巴西法院受理的400百万起案件中，审结案件只有58%；1992年，阿根廷法院积压案件达100万件，1993年，厄瓜多尔法院积压案件达50万件，而哥伦比亚积压案件400万件。参见C.Rodríguez, "Globalization, Judicial Reform andthe Rule of Law in Latin America:The Return ofLaw and Development", Beyond Law, 2001,Vol. 7,p.31.
C. Rodríguez, "Globalization, JudicialReform and the Rule of Law in Latin America:TheReturn of Law and Development", Beyond Law,2001,Vol.7, p.28.
参见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的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390~391。
D. M. Trubek and M. Galanter, "Scholars inSelf-estrangement:Some Reflections on theCrisis in Law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in theUnited States", Law and Society, no. 4, 1974,pp.1067、1090; James A. Gardner, LegalImperialism: American Lawyers and Foreign Aid inLatin America,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Press, 1980, p.8.
J. A. Gardner, Legal Imperialism:AmericanLawyers and Foreign Aid in Latin America, The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0, p.7; C.Rodríguez，"Globalization, Judicial Reform andthe Rule of Law in Latin America: The Return ofLaw and Development", Beyond Law, 2001, Vol. 7,p.30.
在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的法律援助项目在亚洲投资5百万美元，在非洲投资15百万美元，J.A. Gardner, Legal Imperialism: American Lawyersand Foreign Aid in Latin America, The Universityof Wisconsin Press, 1980, p.8.
例如，在哥伦比亚，美国国际开发署在1986-1991年间投资270万美元，1991-1999年间投资3900万美元，其中1850万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其余金额来自美国司法部主持的两个项目。在委内瑞拉1992，30百万，玻利维亚1995，11百万，厄瓜多尔，1996，10.7百万，秘鲁，1997，22.5百万。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的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3398~406页。
E. Jarquín and F. Carrillo(des.), JusticeDelayed: Judicial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Johns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pp.139~140.
J. A. Gardner, Legal Imperialism: AmericanLawyers and Foreign Aid in Latin America, The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0, pp.62~135.
E. Jarquín and F. Carrillo(des.), JusticeDelayed: Judicial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Johns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p.139.
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的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399页。
同上书，第409~412页。
同上书，第404~406页。
C. Rodríguez, "Globalization, Judicial Reform and the Rule of Law in Latin America:TheReturn of Law and Development", Beyond Law,2001, Vol. 7, p.30；M. Rowat, W. H. Malik and M.Dakolias(eds.), "Judicial Reform in Latin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roceedings of aWorld Bank Conference, Washengton, D.C., 1995.
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的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405页。
J. A. Gardner, Legal Imperialism: AmericanLawyers and Foreign Aid in Latin America, The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0,pp.61,124~126,138, 205, 221,240~248.
同上文，pp.7, 11~12，211~212,242~243.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第421~424页。
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杨雪冬等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208~262页。
据统计，目前跨国公司的产值已占西方发达国家总产值的40％，世界100个最大经济实体中，有一半以上是公司而不是国家。纪玉祥：《全球化玉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载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Y. Dezalay and B. Garth, "Merchants of Lawas Moral Entrepreneur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Justice from the Competition forTransnational Business Disputes",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996, Vol. 29, p. 6.
W.海德布兰德：《从法律的全球化到全球化下的法律》，刘辉译，载D.奈尔肯和J.菲斯特编：《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p.174.
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的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263页。
参见贡特尔·托依布纳：《全球的“布科维纳”：世界社会的法律多元主义》，高鸿钧译，《清华法治论衡》第10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第261~262页。
同上文pp.3~23；关于作为自创生系统的法律，参见贡塔·托依布纳：《法律：一个自创生系统》，张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鲁楠：《匿名的商人法：全球化时代的商法及其特点》，载《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法制现代化研究中心和《法学研究》杂志社，2009。
H. J. Mertens, "Lex Mercatoria: ASelf-applying System Beyond National Law", in G.Teubner (ed.), Global Law Without a State,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97, pp.31~43；
H. J. Mertens, "Lex Mercatoria: ASelf-applying System Beyond National Law", in G.Teubner (ed.), Global Law Without a State,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97,p.40.
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的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263~265页。
据统计，在2006年，20个全球的顶尖律所，14个是美国所，6个是英国所，在收入数额上，前两位是英国的CliffordChance和Linklaters，但是就人数和分支规模而言，美国的Baker &McKenzie，有律师2900人，设分支机构70个。见R. Faulconbridge,"Negotiating Cultures of Work in TransnationalLaw Firms", Journal Economic Geography, 2008,Vol. 8, p.503 .关于律所扩展的六种模式，参见D. D. Sokol,"Globalization of Law Firms: A Survey of theLiterature and a Research Agenda for FurtherStudy",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Vol. 14, 2007，pp.15~19.
根据对2006年统计，美国顶尖律所垄断了本国所有公司并购和资本市场法律业务。在中国（包括香港地区）的28家顶尖律所中，只有三家是本地律所；从事资本市场法律业务的15个顶尖律所，全都外国律所。在日本，18家从事并购法律业务的律所都是外国律所，在资本市场法律业务领域，从事外资运作的12个顶尖律所全都是外国律所，从事本国资本运作的9个律所中，只有6个本国律所。在德国，从事公司并购法律业务的20个顶尖律所中，只有5个本国律所，从事证券资本市场法律业务的10个顶尖律所中，只有1个本国律所，从事在证券资本市场法律业务9个顶尖律所中，只有1个本地律所。在法国，从事公司并购法律业务的19个顶尖律所中，有9个本国律所，从事资本市场法律业务的17个顶尖律所中，只有4个本国律所。在意大利，本国律所控制了公司并购法律业务，22个顶尖律所中有18个本国律所，但在资本市场领域，9个顶尖律所中只有3个本国律所。在英国，在公司并购领域，涉及巨额资产的大宗交易，6个顶尖律所全是本国律所；涉及中型资产的大宗交易，20个顶尖律所中只有9个本国律所，其他则是美国律所；在资本市场方面，涉及证券资本市场法律业务，14个顶尖律所只有6个本国律所，涉及股权市场法律业务，14个顶尖律所中只有8个本国律所。在上述几个国家中，从事公司并购和资本市场运作方面，顶尖的非本国律所中，美国律所占据主要地位。D.D. Sokol, "Globalization of Law Firms: A Surveyof the Literature and a Research Agenda forFurther Study",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Studies, 2007 , Vol. 14，pp.10~11.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律所在伦敦设立分支机构23个，80年代新增16个，90年再增设21个，至1999年，美国72个涉外律所有57个在伦敦设有分所或办事处。同上文，pp.111~112.为了抢占法律市场，美国全球最大律所之一世达律师事务所（SkaddenArps Slate Meagther &Flom）在伦敦没有客户关系的情况下，于1998开始设立分所，其考量不再是由市场需求驱动，而是预先占领国外潜在市场，从而保持在全球的竞争力。C.Silv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U.S. Market inLegal Service—Shifting Identities", Law & Policy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Vol. 31, 1999~2000,pp.1102~1103, 1114.关于美国律师的全球影响，也参见劳伦斯·傅利曼：《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吴懿婷译，台北，商周出版，2005，第620~624页。
C. Silv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U.S.Market in Legal Service—Shifting Identities",Law &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Vol. 31,1999~2000, p.1095.
C. Silv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U.S.Market in Legal Service—Shifting Identities",Law &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Vol. 31,1999~2000, p.1099.
J. R. Faulconbridge, "Negotiating Culturesof Work in Transnational Law Firms", JournalEconomic Geography, 2008, p.505.
M. Shapiro, "The Globalization of Law",Global Legal Studies Journal, Vol.1, 1993, p.42.
J. Flood, "Lawyers as Sanctifiers: TheRole of Elite Law Firms in InternationalBusiness Transactions", Indiana Journal ofGlobal Legal Studies, Vol. 14, 2002, 43.
据统计，全球50个顶尖律所有8个总部在英国，其余总部均设在美国；每个合伙人年平均收入超过100万英镑（1.9百万美元）的8个律所，只有一个英国律所，其余全是美国律所；同等规模的律所，美国律所比英国律所更成功。同上文，pp.50~51.
D. D. Sokol, "Globalization of Law Firms: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and a Research Agendafor Further Study",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Legal Studies, Vol. 14, 2007，p.27.
J. Flood, "Lawyers as Sanctifiers: TheRole of Elite Law Firms in InternationalBusiness Transactions", Indiana Journal ofGlobal Legal Studies, Vol. 14, 2002, 64。
J. Flood & F. Sosa, "Lawyers, Law Firms,and the Stabilization of TransnationalBusiness",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Law & Business, Vol. 28, 2008，pp.493~494.
C. Silv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U.S.Market in Legal Service—Shifting Identities”,Law &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Vol. 31,1999~2000, p.1097.
与英国大因循守旧型（lock-step）律所相比，美国的论功行赏型（eat-what-you-kill）律所更具竞争力，因而美国律所模式在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流行。B.Garth, "Lawyers in Their Habitats: Law firmsContemplating Transnational Mergers should StartThinking Like Anthropologist", Legal Affairs,Jan/Feb, 2006，p.21.
D. D. Sokol, "Globalization of Law Firms: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and a Research Agendafor Further Study",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Legal Studies, vol. 14,1,2007，p.11.
德国1987年才允许成立公司模式的律。J. R. Faulconbridge,"Negotiating Cultures of Work in TransnationalLaw Firms", Journal Economic Geography, 2008,pp.501, 505.
王鹤：《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世界经济》，1999年第3期，第21页。
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326页。
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企业所占的数字是：1995年（151家）、1997年（162家）、1999年（184家）、2000年（179家）、2001年（185家）、2002年（197家）、2003年（192家）、2004年（189家）、2005年（175家）、2006年（170家）、2007年（162家）、2008年（153家）、2009年（140家）。本数据引自《历年世界500强之国家(地区)排行》，http://yhl1945.blog.163.com/blog/static/377549392010412311915>。
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384~385页。
J. Flood & F. Sosa, "Lawyers, Law Firms,and the Stabilization of TransnationalBusiness",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Law & Business, Vol. 28, 2008, p.509.
D. D. Sokol, "Globalization of Law Firms: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and a Research Agendafor Further Study",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Legal Studies, Vol. 14, 2007, p.27.
J. Flood & F. Sosa, Lawyers, Law Firms,and the Stabilization of Transnational Business,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Business, Vol. 28, 2008,p.510.
J. Flood, "Lawyers as Sanctifiers: TheRole of Elite Law Firms in InternationalBusiness Transactions", Indiana Journal ofGlobal Legal Studies, Vol. 14, 2002, p.65.
M. Shapiro, “The Globalization of Law”,Global Legal Studies Journal, vol.1, 1993,pp.38~39.
J. Flood, "Lawyers as Sanctifiers: TheRole of Elite Law Firms in InternationalBusiness Transactions", Indiana Journal ofGlobal Legal Studies, vol.14,1,2002，pp.48~49,56.
Y. Dezalay & B. G. Garth, Dealing inVirtu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the Construction of a Transnational Legal Ord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11,34.
这个概念出自卡根，参见罗伯特·卡根：《美国与欧洲法律之路：六个根深蒂固的差异》，高鸿钧译，载沃尔克玛·金斯纳和戴维·奈尔肯：《欧洲法律之路——欧洲法律社会学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第50-53页。关于这个概念的系统论述参见R.A. Kagan, Adversarial Legalism: The American Wayof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Y. Dezalay & B. G. Garth, Dealing inVirtu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the Construction of a Transnational Legal Ord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36
同上书，pp.1~61.
C. Rodríguez, Globalization, JudicialReform and the Rule of Law in Latin America: "TheReturn of Law and Development", Beyond Law,2001, Vol.7, p.30; 也参见Y.德兹莱和B.加斯：《法律与法律制度的输入与输出：国家“宫廷斗争”中的国际战略》，鲁楠译，载D.奈尔肯和J.菲斯特编：高鸿钧等译,《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第312页。
参见贡特尔·托依布纳：《全球的“布科维纳”：世界社会的法律多元主义》，高鸿钧译，《清华法治论衡》第10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第251~252页。托依布纳
Y. Dezalay & B. G. Garth, Dealing in Virtu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the Construction of a Transnational Legal Ord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pp.151~181, 281~317.
J. DeLisle, "Lex Americana: United StatesLegal Assistance, American Legal Models, andLegal Change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andBeyon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20, 1999,pp.185~186.
J. DeLisle, "Lex Americana: United StatesLegal Assistance, American Legal Models, andLegal Change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andBeyon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20, 1999,p.194.
同上文，pp.188~230.
据估计，在1996年，为此付出的劳动价值达到5.5千万美元，97年达到7.7千万美元，同上文，p.199.
同上文，pp.189、199.
同上文，p.231.
同上文，p.242.
同上文，p.230.
J.Peter Byrne & Philip G. Schrag, “LawReform in Estonia: The Rule of GeorgetownUniversity Law Center”, L. & Pol''Y Int''L Bus.1994, pp.449~455.
J. DeLisle, "Lex Americana: United StatesLegal Assistance, American Legal Models, andLegal Change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andBeyon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20, 1999,pp.196~207.
同上文，p.190.
同上文，p.191.
同上文，p.192.
同上文，p.235.
G. R. Lawrence, "Are We Exporting OurLegal System?", Federal Bar News & Journal,Nov./Dec., 1994, p.4.
J. DeLisle, "Lex Americana: United StatesLegal Assistance, American Legal Models, andLegal Change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andBeyon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20, 1999, pp.226~267.
关于美国对于转型国家新宪法的影响，参见任允正、于洪君：《独立体国家宪法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R. Sharlet, "Legal Transplants and PoliticalMutations:The Reception of Constitutional Lawin Russia and the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Local Realities and the Questionable Value ofForeign Expertise",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Review, 1998, Vol.7, pp.59~66; J. Hellman,“Co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the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A case forConstitutional Precommitment”, east EuropeanConstitutional Review, 1996,Vol.5, pp.46~56; J.Davison, “America’s Impact on ConstitutionalChange in Eastern Europe”, Albany Law Review,Vol. 55, 1991~1992, pp.793~814.
J. DeLisle, "Lex Americana: United StatesLegal Assistance, American Legal Models, andLegal Change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andBeyon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20, No. 2,1999, pp.231~234.
同上文，pp.179~180.关于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转型期间移植美国法，也参见简玛尼亚·阿雅尼：《俄罗斯与东欧的法律移植：借助于机遇与声望》，魏磊杰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5卷，法律出版社，2010，第269~298页。
关于欧洲法律思想和制度对美国的影响，可参见 M. Reimann(ed.), TheReception of Continental Ideas in the Common LawWorld—1820-1920, Dunker & Humblot, 1993；
邓肯·肯尼迪：《法律与法律思想的三次全球化：1850—2000》，高鸿钧译，《清华法治论衡》第1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第47~117页；E.Herget and S. Wallace, "The German Free LawMovement as the Source of American LegalRealism",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73, No.2,1987, pp.399~455.
参见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宪政与权利——美国宪法的域外影响》，郑戈等译，三联书店，1996。
本文前部分已经叙述了美国法对于东欧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本部分“欧洲”主要是指欧盟和传统上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欧洲国家
R. A. Kagan, "Globalization and LegalChange: The ''Americanization” of European Law?''" Regulation & Governance, 2007, pp.99~120.
关于美国宪法的世界影响，参见A. P. Blaustein, “The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Abroad”, Oklahoma City University Law Review,1987,No. 3, pp.435~467.
参见赫尔穆特·施泰因贝格：《美国宪政主义和德国宪法发展》，载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
罗森塔尔编：《宪政与权利——美国宪法的域外影响》，郑戈等译，三联书店，1996，第255~277页。
路易·法沃勒：《欧洲的违宪审查》，载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宪政与权利——美国宪法的域外影响》，郑戈等译，三联书店，1996，第30~37页。
同上书，第38~44页。
路易·法沃勒：《欧洲的违宪审查》，载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宪政与权利——美国宪法的域外影响》，郑戈等译，三联书店，1996，第53页。
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的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392~395页（新）。
参见罗伯特·卡根：《美国与欧洲法律之路：六个根深蒂固的差异》，高鸿钧译，载沃尔克玛·金斯纳、戴维·奈尔肯编：《欧洲法律之路——欧洲法律社会学视角》，高鸿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第57~59页。
同上书，59页。
M. Shapiro, The Globalization of Law,Global Legal Studies Journal, vol.1, 1993,pp.47~50.
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的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413~418页。
参见B. Caine, “The Influence Abroad of the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on Judicial Reviewand a Bill of Rights”, Temple Int’l & Comp. L.J., Vol. 2, 1988, pp.59~78; W. J. Brennan( Jr.),"The Worldwid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Constitution as a Charter of Human Rights", NovaLaw Review, Vol. 15, 1991, pp.1~9; I. Loveland,A Special Relationship?:American Influences onPublic Law in the UK, Clarendon Press, 1995.
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宪政与权利——美国宪法的域外影响》，郑戈等译，三联书店，1996，第2页。
D. Kelemen & C. Sibbitt, "TheGlobalization of American Law",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Foundation, Vol. 58, 2004, p.112. D. Kelemen & C. Sibbitt, "TheGlobalization of American Law",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Foundation, Vol. 58, 2004, p.112.
罗伯特·卡根：《美国与欧洲法律之路：六个根深蒂固的差异》，高鸿钧译，载沃尔克玛·金斯纳和戴维·奈尔肯：《欧洲法律之路——欧洲法律社会学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第55~56页。
D. Kelemen & C. Sibbitt, "TheGlobalization of American Law",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Foundation, Vol. 58, 2004, pp.114~115.
弗里德曼：《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第229~230页。
D. Kelemen & C. Sibbitt, "TheGlobalization of American Law",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Foundation, Vol. 58, 2004, p.119.
D. Kelemen & C. Sibbitt, "TheGlobalization of American Law",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Foundation, Vol. 58, 2004, p.120.
关于它们的主要内容及其与美国集团诉讼的异同，参见杨严炎：《群体诉讼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
G. Wiegand, "The Reception of AmericanLaw in Europ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Comparative Law, Vol. 39, 1991, p.242.
M. Shapiro, "The Globalization of Law",Global Legal Studies Journal, vol.1, 1993,pp.38~39.
M. Shapiro, "The Globalization of Law",Global Legal Studies Journal, vol.1, 1993,pp.29~40.
同上文，pp.38~39.
G. Wiegand, "The Reception of AmericanLaw in Europ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Comparative Law, Vol. 39, 1991, p.239；D. Kelemen& C. Sibbitt, "The Globalization of AmericanLaw",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undation,Vol. 58, 2004, pp.116~119.
同上文，p.118.
王玉杰：《中德反内幕交易罪机制比较研究》：《金融理论与实践》2009年10期，第99~100页。
主力军：《欧盟禁止内幕交易制度的立法实践及启示》：《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5期，第28~28页。
G. Wiegand, "The Reception of AmericanLaw in Europ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Comparative Law, Vol. 39, 1991, p.238; D.Kelemen & C. Sibbitt, "The Globalization ofAmerican Law",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Foundation, Vol. 58,no.1, 2004, p.119.
H. W.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第153~154页；也参见劳伦斯·傅利曼：《二世世纪美国法律史》，吴懿婷译，台北，商周出版，2005，第93页。
D. Nelken, "Comparing Legal Cultures",作者讨论了意大利的司法拖延问题，in A. Sarat, The BlackwellCompanion to Law and Society, BlackwellPublishing Ltd.
M. Langer, "From Legal Transplants toLegal Translations: The Globalization of PleaBargaining and the Americanization Thesis inCriminal Procedure",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Journal, Vol. 45, 2004, pp.1~64.
参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第157~182页。
G. Wiegand, "The Reception of AmericanLaw in Europ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Comparative Law, Vol. 39, 1991, pp.231~235.
G. Wiegand, "The Reception of AmericanLaw in Europ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Comparative Law, Vol. 39, 1991, p.234.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3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000。关于世界体系理论，弗兰克认为在14世纪到18世纪期间，中国是最主要货物输出国，吸引了当时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因而世界体系的重心在亚洲，核心是中国以及印度。参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弗兰克重视亚洲的历史地位，并挑战西方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其出发点和立论虽然可贵，但他在识别世界体系的中心时，以货物和货币流动方向作为主要指标，未免偏颇。自15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在科技领域突飞猛进，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以及价值观念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和现代转型，而这一切使得西方具备了作为世界体系中心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条件。此外，西方在“地理大发现”过程中，明确具有了世界的整体视野，并有意把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相比之下，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不具有世界视野和影响世界的明确意图，因而在同欧洲等国的商业往来中，占有贸易顺差的优势，聚集了较多的白银货币，并不能表明已经成为了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
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54页。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318~319页。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地缘政治学、阶级政治学和当前的世界乱局》，载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编：《霸权与反霸权：全球化的局限与地区化的进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67页。
曾令良、余敏友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法——基础、结构与挑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第9~10页。
例如，美国1988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就旨在“更有效地处理外国公司侵犯美国智慧财产权的问题”，1996年的一项法律强迫其他国家停止与古巴进行贸易往来，并对违反禁令的国家施加制裁。美国国会发现，如果“制订告诉外国该怎么做的法律”，有关国家是“无法抗拒的”。参见劳伦斯·傅利曼：《二世世纪美国法律史》，吴懿婷译，台北，商周出版，2005，第618~619页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294~301页。
同上书，第325~331页。
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路爱国、丁浩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33~34页。
罗伯特·卡根：《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肖蓉、魏红霞译，新华出版社，2004。
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的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240~385页。
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的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221~385页。
同上书，第225页。
同上书，第391页。
参见邓肯·肯尼迪：《法律与法律思想的三次全球化：1850—2000》，高鸿钧译，《清华法治论衡》第12辑，第47~117页。
U. Mattei, "Why the Wind Changed:Intellectual Leadership in Western Law", The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42,pp.195~218.
参见J. E. Herget, "The Influence of GermanThought on American Jurisprudence, 1880-1918",in M. Reimann(ed.), The Reception of ContinentalIdeas in the Common Law World—1820-1920, Dunker& Humblot, 1993, pp.203~228; S. Riesenfeld,” TheImpact of German Legal Ideas and Institutions onLegal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UnitedStates”, in M. Reimann(ed.), The Reception ofContinental Ideas in the Common LawWorld—1820-1920, Dunker & Humblot, 1993,pp.89~98.
参见M. Reimann, "A Career in Itself—TheGerman Professiorate as a Model for AmericanLegal Academica", in The Reception ofContinental Ideas in the Common LawWorld—1820-1920, Dunker & Humblot, 1993,pp.194~197.
M. Rheinstein, "Leader Groups in AmericanLa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38, pp.687~696.
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41页。
弗里德曼：《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第100~101、148~150页。
关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权利发展中的作用，参见莫顿·J.霍维茨：《沃伦法院对正义的追求》，信春鹰、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L.亨金：《权利的时代》，信春鹰等译，知识出版社，1997，第138~163页。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0页。
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的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423页。
C. N. Tate & T. Vallinder, The GlobalExpansion of Judicial Power, New York UniversityPress, 1995.
劳伦斯·傅利曼：《二世世纪美国法律史》，吴懿婷译，台北，商周出版，2005，第50页。
同上。
关于美国法律文化的内在冲突，参见安托万·加拉蓬：《美国法律文化在全球化中的自相矛盾地位》，陈卫佐译，载沃尔克玛·金斯纳、戴维·奈尔肯编：《欧洲法律之路——欧洲法律社会学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第82~103页。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481页。
关于拉美法学教育和法律制度所存在问题及其批评参见，J. A. Gardner,Legal Imperialism: American Lawyers and ForeignAid in Latin America, The University ofWisconsin Press, 1980.
参见Y.德兹莱、B.加斯：《法律与法律制度的输入与输出：国家“宫廷斗争”的国际国际战略》，鲁楠译，载D.奈尔肯和J.菲斯特编：《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第307~324页。
C. Rodríguez, Globalization, "JudicialReform and the Rule of Law in Latin America: TheReturn of Law and Development", Beyond Law, Vol.7, 2001, pp.13~42.
D. M. Trubek and A. Santos,"Introduction: The Third Moment in Law and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Critical Practice", in D. M. Trubek and A.Santos (eds.), The New Law and Economic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p.1~19.
D. M. Trubek, "The ‘Rule of Law’,Political Choices, and Development", in David M.Trubek and A. Santos (eds.),The New Law and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06, pp.74~95.
S. Newton, "The Dialectics of Law andDevelopment", in D. M. Trubek and A. Santos(eds.), The New Law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74~202.
David Kennedy, "The ''Rule of Law'',Political Choices, and Development", in D. M.Trubek & A. Santos(eds.), The New Law and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06, pp.95~173.
韦伯对于形式法范式的概括反映了欧陆的法律形式主义典型模式：（1）具体案件的判决都是将抽象的法律规则适用于具体事实的过程；（2）法官借助法律逻辑推理能够从抽象的实在法规则出发作出前后一致判决；（3）实在法明确和潜在构成了“完整无缺”的规则体系；（4）凡是未被“建构”成法律的理论、规则或观念都不具有法律的效力；（5）每一种社会行为都受这种法律的调控，且行为者能够感受到自己在遵守、违反或适用法律规则。韦伯认为，这种形式理性的法律可以具有“自动售货机”，但这种设想在实践中很难完全得到实现。参见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第31、357页。
D. M. Trubek and M. Galanter,"Scholarsin Self-estrangement: Some Reflections on theCrisis in Law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in theUnited States", Law and Society, No. 4,1974,pp.1080~1083.
同上文，pp.1062~1102；J. A. Gardner, LegalImperialism: American Lawyers and Foreign Aid inLatin America,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Press, 1980.
参见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第347~352页。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J.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 2 transl. by T. McCarthy, Beacon Press,1987;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卡尔·波兰尼：《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参见D. M. Trubek and A. Santos,"Introduction: The Third Moment in Law and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Critical Practice", in D. M. Trubek and A.Santos(eds.), The New Law and Economic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p.7~13.
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第31、47~52页。
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的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1~24页。
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的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530~603页。
A. Santos, "The World Bank''s Uses of the''Rule of Law'' Promis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in D. M. Trubek and A. Santos (eds.), The NewLaw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06, p.253，footnote(1).
A. Santos, "The World Bank’s Uses of the‘Rule of Law'' Promis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in D. M. Trubek and A. Santos (eds.), The NewLaw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06, pp.256~266.
同上书，pp.266~277.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的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82页。
B. Z. Tamanaha, "The Lessons ofLaw-and-Development Studies", The America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9, 1995,p.484.
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的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570~572页。
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的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579页。
据考证，“移植”一词在西方可追溯至1440年，是指将一株植物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1756年开始正式用于植物学中，多意指将苗木转移地点，栽植到别处。这个词语自1555年用于意指人的移动，自1813年用于意指民族迁徙，自1786年用于意指外科手术中的人体器官转移。参见D.奈尔肯、J.菲斯特编：《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高鸿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第24页注（1）。
同上书，第22~28页。
关于法律输入和输出的概念，参见Y.
德兹莱、B.加思：《法律与法律制度的输入与输出：国家“宫廷斗争”的国际战略》，鲁楠译，载D.奈尔肯、J.菲斯特编：《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第307~324页。
关于“法律刺激”概念的含义，参见贡特尔·托依布纳：《法律刺激：英国法的诚信条款或统一之法如何止于趋异》，马剑银译，《清华法治论衡》第10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第314~354页。
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的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391~420。
J. DeLisle, "Lex Americana: UnitedStates Legal Assistance, American Legal Models,and Legal Change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andBeyon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20, 1999,p.180.
Y. Dezalay & B. G. Garth, The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alace Wars: Lawyers,Economics, and the Contest to Transform LatinAmerican Stat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2002, pp.198~219.
J. A. Gardner, Legal Imperialism:American Lawyers and Foreign Aid in LatinAmerica,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0.
D. M. Trubek and M. Galanter, “Scholarsin Self-estrangement: Some Reflections on theCrisis in Law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in theUnited States”, Law and Society, No. 4, 1974.
D.杜鲁贝克：《论当代美国的法律与法治研究运动》（上、下），王力威译，《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2期，第48~50页。
A. Watson, Legal Transplants: An Approachto Comparative Law, Edinburgh: Scottish AcademicPress, 2 nd ed., 1983.
D. M. Trubek and M. Galanter, “Scholarsin Self-estrangement: Some Reflections on theCrisis in Law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in theUnited States”, Law and Society, No. 4, 1974; B.Z. Tamanaha, "The Lessons of Law-and-DevelopmentStud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Law, Vol. 89, 1995, pp.473~475.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页；许章润主编：《萨维尼与历史法学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P.罗格朗：《何谓“法律移植”》，马剑银译，载D.奈尔肯和J.菲斯特编：《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第312页。第75~94页。
安·赛德曼和罗伯特·赛德曼：《发展进程中的国家与法律：第三世界问题的解决和制度变革》，冯玉军、俞飞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安·赛德曼和罗伯特·赛德曼：《评深圳移植香港法律建议》，赵庆培译，《比较法研究》，1989年第3期，第5~6页。
法律是否可以移植以及移植的难易度，因不同社会类型而异，具体论述参见高鸿钧：《法律移植：隐喻、范式与全球化时代的新趋向》，《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关于何谓的法律移植，系统讨论参见D.
奈尔肯、J.菲斯特编：《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第52~74页。
参见高鸿钧：《论划分法系的方法与标准》，《外国法译评》，1993年第2期，第18页。
如德国的茨威格特和克茨以及法国的达维德。参见K.茨威格特、H.
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法对中国法的影响凸显出来，在商事法等领域尤为突出，关于美国法对中法的影响，国内至今仍然缺乏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因而本文无法进行具体描述和总体评估。
例如,茨威格特和克茨比较法著作第三版就去除了第二版的“社会主义法系”部分，参见，K.Zweigert & H.Kötz: An Introduction to theComparative Law, 3rd ed.,transl. by T. Wei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的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318~3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