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是侧重于情理推断的静态再现化还是动态即时化，推宗明本，主要应该是与作为刑事诉讼程序之根基的宏观司法制度语境的不同有关。司法制度语境的差异，最主要的是这样两个彼此有一定关联的方面：一方面是司法权力的层级关系。司法权力的层级关系，可以分为等级式和平权式这两种理想范型。等级式的司法权力强调上级法院的权威和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服从；平权式的司法权力强调各级法院的权威的同等重要性和它们之间的平等地位。这两种权力范型类似于有学者所区分的科层式和协作式的权力组织范型。[9]就现实的司法权力层级关系而言，不同的国家在两种理想范式之间各有侧重。比如，大陆法系具有较多的等级式特征，而英美法系则具有较多的平权式特征；[10]在英美法系中，英国则比美国具有更多的等级式特征。[11]另一方面是初审权力的构造。在这方面，不同国家的要求有宽严之别。比如，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的比较来看，前者的要求一般没有后者的严格，这两方面的差异对证明方法的基本影响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司法权力具有较多等级式特征、初审权力构造的要求较宽松，那么，实践中的证明方法就会侧重于情理推断的静态再现化。因为，在这种司法制度语境中，对初审权力的信任度较弱，较为强调初审裁判者对其事实认定的正确性／正当性进行实质论证，以便上级权力和社会公众进行监督审查；在实质论证中，裁判者就会轻视动态即时性证据的作用，因为，裁判者不仅无法表明动态即时性证据的存在，而且也不便对这种证据的直觉判断进行论证。当然，如果一个国家的司法权力具有较多平权式特征、初审权力构造的要求较严，其实践中的证明方法会侧重于情理推断的动态即时化，其原理也就不言自明。
如果要对情理推断模式的两种实践形态的合理性进行评价，应该区别两种不同的角度而论。一是，从认识论本身的角度来说，动态即时化要比静态再现化更为合理。因为，在认识论上，既然即时性证据和静态再现性证据都具有证明力，而且也不能明确区分二者的证明力高低，自然也就应该对二者给予同等的重视，这样符合证明的“本真”需要。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英美法系的司法权力结构要比大陆法系的更具有回应性。二是，结合现实的司法制度语境来看，却很难说动态即时化就一定比静态再现化更为合理。因为，一方面，如果动态即时化的证明形态没有相应的司法制度语境的支持，其中的关键是对初审权力构造的严格要求，那么，其现实运用的随意性就会增强，相应的现实效果也就可能是弊大于利；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理的不断加强，静态再现性证据的不断增多，静态再现化的情理推断模式的可利用性也在不断提高。
【作者简介】
周洪波，男，工学学士，法学硕士、博士。 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学习均师从刑事诉讼法学家左卫民教授，主要研究
刑事诉讼法、证据法和司法制度。长期关注于刑事司法和证据法的基础理论，力求以多学科的知识视野来审视专业问题。2001年7月至2010年4月任教于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先后主要从事了本科生的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等，以及研究生的当代西方法学思潮、外国民事诉讼法学、外国刑事诉讼法学、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等的教学。2010年4月起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合作导师为民事诉讼法学家王亚新教授。
【注释】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比较，可参见周洪波：《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之争中的四大误区》，载《清华法学》2008年第5期。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提出的两种证明方法模式，只是基于特定理论需要而作出的一种区分，但并不是惟一有效的区分；证明方法模式的分类，可以不以证明结论的性质为标准，其他的标准自然有其他的分类模式。
参见［美］雷克斯·马丁：《历史解释：重演和实践推断》，王晓红译，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278页。
关于佘祥林案的情况，参见顾永忠主编：《中国疑难名案程序与证据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81页。
同注。
参见达马斯卡：《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吴宏耀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页。
参见艾伦、库恩斯、斯威夫特：《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张保生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7页。
参见菲尼、赫尔曼、岳礼玲：《一个案例两种制度—美德刑事司法比较》，郭志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98-99、136-137、259页。
参见达马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法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1页。
同注，第70-71页。
参见P.S阿蒂亚、R.S．萨默斯：《英美法中的形式与实质—法律推理、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金敏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2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