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通过对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和哈特的新分析法学理论的分析，我们清晰看到了法律实证主义的当代走向，从主权者到立法者的诉诸，从“命令”到“承认规则”和“基础规范”的诉诸，均是一种“去主权”或者“消解主权”的努力，进而使得法律的概念建立在一种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
【作者简介】
孙海波，北京大学法学院法理学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100871）。
【注释】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5页。
参见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参见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第一，奥斯丁被认为在努力创造一种研究法律的方法，尽管这种研究方法把法律概念局限在命令、习惯性服从和制裁这一结构中这种作法是不恰当的，但是，他主张法律研究必须成为科学这一点上是有价值的。第二，人们认为奥斯丁留下的遗产是，他设定了分析形式的法理学的基础规则，这些规则刻画了法律实证主义的特征，由此，奥斯丁提出的法理学方法似乎表明，用不着考虑背景说明就可以理解法律。第三，以哈特的批评来解释奥斯丁（1961），认为哈特的阐释证明了奥斯丁的缺陷。结果，人们认为奥斯丁低哈特一等，而且，虽然要弄清现代法律实证主义的诞生就有必要提到奥斯丁，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是，人们认为他过于简单、粗糙，不适合于我们的当代关怀。”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
See W.L.Morison, John Austi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7-33.
奥斯丁：《法学讲演录》（一），支振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See Neil Duxbury, “English Jurisprudence Between Austin and Hart”, Virginia Law Review, Volume 91, 2005, p. 2.
“现在，学界通常认为，分析法学的原创意识可以在边沁（Jeremy Bentham）的著述，尤其是1970年出版的边沁的《法学概论》（Jeremy Bentham, Of Law in General, ed. Herbert Hart,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70）中发现，甚至在霍布斯的（Thomas Hobbes）的著述比如《利维坦》（可参见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原创意识。但是，人们依然不能不承认，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是事实上的使分析法学得以在法学界发动推进的先导性文本。毕竟，众多后来的崇尚分析法学的学者，首先是在《法理学的范围》这一原典中获得思想的。”参见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注①。Also see M.M. Goldsmith (1996), “Hobbes on Law”, in Tom Sorell (ed.), The Companion to Hobb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74~299.
See Sir Henry Sumner Maine, 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 Seventh Edition, London, 1897, pp. 343~344.
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See J.W.Harris, Legal Philosophy, London Butterworths, 1980, p. 25.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6页。
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
R.A.Eastwood,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Austin’s Theory of Positive Law and Sovereignty, The Bastern Press, Ltd, 1916, pp.48~49.
See James Bryc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 Vol.Ⅱ,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1, pp.505~511. 事实上边沁某种程度上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整个国家在法律的含义上是主权者时，它的统治集团在法律含义上也是主权者。当整个国家附属于某个外国权力时，那么它的统治集团就不是主权者。因此，主权在法律意义上，一方面是一个事实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形式问题。被认为合法的最高权力，构成法学家所理解的主权。……同样的道理，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虽然从来没有为立法机关的法令或朝廷的诏令承认为统治者，却可能在实际上统治着一个国家。……因此，法律上的主权和实际上的最高权力，可能是部分地或者完全地分离。两者完全结合在一起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参见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1~62页。
See J.W.Harris, Legal Philosophy, London Butterworths, 1980, p. 32. “或者，借用霍布斯的话来说，‘立法者之所以具有最高权力，不是因为其具有首先立法的权威，而是因为其具有可以使一项法律继续成为法律的权威’。”参见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
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页。
同上注，第17页。
See, Black''''s Law Dictionary, Eighth Edition, Edited by Bryan A. Garner,2009, p. 805.
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参见刘星：《法律是什么：二十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See Robert N. Moles, Definition and Rule in Legal Theory : A Reassessment of H.L.A. Hart and the Positivist Tradition, Basil Blackwell Ltd, 1987, p. 18.
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同上注，第425页。
参见戈尔丁：《法律哲学》，齐海滨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9页；Also see Sir Henry Sumner Maine, 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 Seventh Edition, London, 1897, pp. 371~386.
See John Chipman Gray,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the Law, Second Edition, G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1972, pp. 85-88. 此外关于哈特的批判内容，放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来进一步讨论。
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参见汉斯·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37~38页。
参见汉斯·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
参见张书友：“汉斯·凯尔森的生平、著述与思想”，载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3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页。
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同上注，第76页。
See W.L.Morison, John Austi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78~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