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
值得思考的是，在现行刑法典中，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并存的现象是否合理？有学者认为不合理，因为这是两个互相冲突、排斥的标准[11]。在笔者看来，这种论调并不可取，原因如下：
1．社会危害性具有出罪功能
刑法第13条对社会危害性的定量要求，即但书的规定很明显具有出罪的功能，具有划定犯罪圈的作用，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言只有入罪性、只具实质判断、没有形式合理性。
2．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追求相同
第一，二者同时由97刑法明文确立，对于这种贯穿刑法的精神食粮，理应具有统一性。而且，学界研究的应然态度和宗旨是用解释来促进刑法典内部的和谐，而不是相反。
第二，何秉松教授将我国刑法第3条确立的罪刑法定概括为“积极的罪刑法定”和“消极的罪刑法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是消极的罪刑法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则是积极的罪刑法定，前者限制国家的刑罚权，而后者是惩罚犯罪，其中惩罚犯罪是第一位的，而限制国家的刑罚权是第二位的，这种二元的格局较为全面，比其他国家的罪刑法定原则更为适合[12]。我国不少学者对“积极的罪刑法定”颇有微辞，认为国外的罪刑法定原则没有此种入罪性质的规定，故其是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的。事实上，否定论者的结论过于草率，原因有二：
其一，国外的罪刑法定原则没有“积极的罪刑法定”，这与国外在定义犯罪时只考虑了定性方面，没有考虑定量方面正好是统一的，而我国却是定性加定量，且在但书的作用之下，“积极的罪刑法定”并不会造成肆意入罪的后果。
其二，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具备二元化的机能。储槐植教授认为，“罪刑法定原则一元化价值（限制国家刑法权发动籍以保障人权）是当前我国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这种观点已经过时。当今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两大对抗阶级不复存在，国家与国民在宏观上不具有对抗关系，国家的管治职能由管制为主演进为以服务为主。与此相适应，罪刑法定原则成为国家与国民在刑事领域的社会契约：国民权利对应国家义务——国民不犯法则有行动自由，国家承担不得启用刑法的义务；国民义务对应国家权利（权力权利化）——国民犯法则承担受罚义务，国家便有权启用刑罚。此时，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双重功能价值：惩罚犯罪、保障自由。依据刑法契约精神，入罪坚守合法，出罪（含从轻发落）注重合理。所谓出罪注重合理，其主旨在于要求司法裁决在法律效果基础上关注社会效果，即国民的可接受性。”[10]
笔者认为，储槐植教授的观点值得称道，但也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例如储槐植教授所言的二元化价值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体系，也是我国刑法机能的主要表现。但是，关于二元时代开始的时间问题，却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一元化价值应该说是存在于施行罪刑法定原则的西方国家，而我国刑法对积极罪刑法定的规定，表明白1997年新刑法实施以来，我国追求的就是二元化价值目标，即惩罚犯罪和保障自由，如被害人权益保护运动在我国的兴起与法定犯时代的到来均是“惩罚犯罪”这一机能存在的证明。
第三，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被学界公认为是民主和自由，而民主和自由是由社会契约赋予的。前文已述，社会危害性当然地具有民主性，这大概也是立法者赋予社会危害性以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原因。
第四，罪刑法定原则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亦即行为具有可罚性。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正好与“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前后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