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折衷说。折衷说认为宪法变迁既非单纯的违法事实，也不具有完全的规范属性，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宪法惯例。宪法惯例不是正式的法源，但可以弥补法秩序的不足，或随时伺机而动，准备一旦原有的法规范衰减，即取而代之。{3}135
对此，笔者支持折衷说，但并不赞同从宪法惯例的角度来解释宪法变迁的属性。（1）我们必须承认宪法变迁是一种客观事实，单纯的价值判断并无法否认这一点。（2）但也不能毫无保留地认为宪法变迁纯粹是一种事实，不受法律的约束，这不是法学研究的态度。法学作为一种应然性的研究，必须对社会中的事实进行评价。也就是说，何种宪法变迁的事实必须接受法律的内在价值的检验。（3）不加鉴别地承认宪法变迁具有法属性，具有规范力，极有可能成为现实生活中统治者正当化其违宪行为的借口。（4）诚如前述，宪法惯例与宪法变迁并不相同。
四、宪法变迁的界限
宪法变迁从一种事实转变为具有规范属性，就必须接受规范标准的检验。也就是说，在何种限度内的宪法变迁，才具有法规范效力。耶林内克将“无人表示异议或主张违宪”作为宪法变迁的界限。不违宪固然可以作为宪法变迁的界限，然而，无人主张违宪并不代表不违宪，所以，耶氏的学说并未得到多数学者的支持。徐道邻认为，虽然每部宪法都避免不了宪法变迁，但是这个界限是宪法的体系。所谓宪法的体系，在美国，是遵守宪法的一般原则，比如政府权力的限制、代议制度、联邦法的优越以及人权保障等等。但在德国法体系，则需要另辟蹊径。徐氏认为，在德国，宪法变迁的界限是革命，换言之，宪法变迁不能达到产生革命的效果。因为革命会带来宪法秩序的全盘改变。徐氏的见解在当时魏玛宪法时代，由于宪法中缺乏修宪界限的规定，所以显得特别有意义，但是，随着基本法第79条第4项规定了修宪界限后，将产生革命的后果作为宪法变迁的界限，显然标准过宽，也就是说，宪法的变迁不能一直等到革命前夕才能“喊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