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临的挑战
（一）客观的风险
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最后手段原则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应对风险，刑法对社会的保护出现了保护前置的普遍现象，刑法学界不得不反复思考最后手段原则是否得到遵守和贯彻的问题。{9}的确，以我国为例，刑法典中存在着大量的危险犯、行为犯、举动犯。这些犯罪多集中在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及一些严重的暴力犯罪领域。所以，确实存在最后手段原则被突破的现象，比如，破坏交通工具罪是刑法中的危险犯，而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并未涉及破坏交通工具的行为。尽管如此，社会之中的风险还是有增无减，这直接导致了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相关议题的出台，危险驾驶、销售假药、污染环境等问题成为民众、社会各界和专家热议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些热议的问题，此次草案的规定充分体现了行为无价值的理念。例如，降低了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入罪门槛，将原本的危险犯规定为行为犯。又如，在存在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情况下，对危险驾驶的情况拟以行为犯入罪。简言之，在风险社会之下，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争议再度呈现在人们面前，并且是异常激烈的。行为无价值论主张，行为本身的恶是理应受到否定评价的，是违法性的根据。结果无价值论重视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它追求结果的恶。相比之下，行为犯是更容易突破最后手段原则的，因为即使这些行为也被其他法律所规制，刑法都不可能等到在其他法律适用无效之后才启动。反之，结果犯则很难突破最后手段原则，因为刑法意义上的结果一般都比其他法律中规定的结果更加严重。其实，如果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事前预防较事后惩罚更加节省成本，更加符合人类理性和情感，故草案采取行为无价值论亦不无道理。
（二）主观的需求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风险社会之中，社会大众的心理呈现出两种状态。第一种是恐惧心理，害怕风险随时降临己身，希望国家能够提供足够的保卫措施，进而对刑法表现出高度的依赖。那么，在这种强烈的需求之下，刑法的提前介入无疑起到了安抚的作用。西原春夫先生将国民的欲求认定为刑法的根基，应该说，这在社会契约论看来是合理的，与我国宪法的精神也是吻合的。第二种是宣泄心理。当人们经历或得知了不被容许的风险导致的严重危害结果时，人们会产生愤恨、谴责的情绪。此时人们坚信刑法是这些非难的情绪惟一能够依托的载体，人们的心理在刑法这里才能得到满足。不可否认的是，最后手段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社会心理的宣泄。上述社会心理的表达和宣泄，在乔尔·范伯格（Joel Feinberg）看来，是刑罚的表达功能（the Expressive Function of Punishment）的体现。[3]如前文所述，尼尔斯·亚勒堡也认为，表达谴责是刑罚价值的体现。对于这项功能，胡萨克同样表示了赞同：“刑法除了预防犯罪之外，还有其他的目的，如表达非难、指责。既然刑法具有表达功能，就必须对最后手段原则作出新的诠释。在判断哪种手段更好时，考察的要素不仅包括降低犯罪率，还包括表达社会情感。”{10}可见，立法者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一边是如同公理一般的最后手段原则，另一边是客观的、无情的风险和国民的欲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