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最后手段原则在德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德国的宪政和刑法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最后手段原则的渊源和发展脉络：自然法思想→社会契约论→禁止过度原理→比例原则→最后手段原则。实际上，我国的立法状况大抵亦是如此。首先，我国《宪法》第2条庄重地宣告国家的权力源自人民的权利，这在本质上与社会契约论具有高度的统一性，表现了国家起源的民主性和正当性。其次，《宪法》第5条明确了我国要走依法治国之路，表明我国旨在成为现代法治国。再次，《宪法》第51条揭示了国家权力介入人民权利的范围和限度，即国家仅得在“必要时”采取干预人民权利和自由的适度的行为，此种“禁止过度”的思想即属比例原则的体现。最后，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无疑是刑法合比例原则的体现。
二、涵义
（一）基本内涵
无论是从最后手段原则的渊源来看，还是按照“最后手段”的字面解读，我们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预防、制裁不法行为的手段是多元的，刑法是最后的一元。很明显，将刑法留在最后一个环节，其实质是立法者如何划定犯罪圈的问题，亦即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问题。耶赛克教授指出，最后手段原则具有两个含义：从广义上说，是非犯罪化的思想；从狭义上说，是非刑罚化的思想。{7}笔者认为，非犯罪化、非刑罚化代表的是“质”，还需要有“量”的内容，因为“量”是比例原则的固有含义。所以，轻刑化应该是最后手段原则的一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