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者认为，报应主义是报复、是复仇，因而是不理性的，因此也是不正当的。这恰恰是对报应主义的污蔑。报应主义虽然与报复，甚至与古代的“同态复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康德的报应主义思想中还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隐喻，无疑会使人联想到非理性的复仇行为。但是经由康德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论证，报应与报复已如泾渭一般分明：一是，报复是伤害，而报应却是正义。报复是伤害，因为报复不考虑是否应得，不考虑报复的正当理由，甚至不考虑受到报复的对象是否恰当，报复的起因只是因为伤害，是为了伤害而进行伤害，追求一种结果公正，但却有可能造就新的不公正；报应是正义，因为报应考虑各人之应得，考虑客观行为与主观责任等各要素，因此是一种应得的正义。二是，报复是义务，而报应却是权利。报复是复仇者基于共同生活之身份，如家庭、亲属甚至是某一集体或种族身份关系，而承担的一种义务；报应是一种权利，在康德那里是人人得而如此的权利，在黑格尔那里是“犯人自身中立定的法”所规定的权利，只有处罚他才是尊敬他的理性。三是，报复是个人的判断，而报应却是公共权威的判断。报复的双方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对报复的判断都是个人的，亦即是当事人自己的判断，不是中立的第三方更不是公共权威的判断；而报应则是公共权威的判断，按照康德“是支配公共法庭的唯一原则”，{8}或者说，复仇实现的是“自为地存在的单个的意志”，而刑罚实现的是“自在地存在的普遍的意志”。{7}108四是，私相报复与法律报应。报复追求的是个人的、私下的、单向的公正，因此公正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极有可能招致反报复，于是冤冤相报便无了时；而报应则是法律报应，是依据绝对命令的刑法而追求的公共的、公开的、公行的正义，因此报应既能够平复人心中的报复性情感，同时又不至于引起反报复，从而实现真正的正义。更重要的是，报应主义的论证是形而上学的，或者说是一种抽象的正义、理念的正义，是与人的实践理性相链接的正义，而报复恰恰当是非理性的、激情的和功利的[2]。
综上，原初的该当性理论是报应主义的刑罚理论，它所要解决的是刑罚为何以及如何正当的问题，或者说，刑罚的道义性问题。这其实是一种“消极的该当性”(negative desert)，或者说是基于惩罚的该当性，如果加上该当性的另一个侧面—“积极的该当性”(positive desert)，{9}即基于奖赏的该当性，那么渊源于报应主义的该当性理论的理解便是片面的。因此，需要以更宽泛的视野对该当性理论进行审视，并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
二、修正的该当性理论
原初的该当性理论着眼于古典学派内部关于报应与功利的论争，局限于刑罚的均衡，且未能关涉社会中人与人的依存关系，因此是一种十分有限的该当性理论。当今的刑法日臻精致细密，一方面强调主体行为是责任基础，另一方面，对于非主体性的行为，或曰没有意志自由的部分也开始予以关注，以期最大限度地匹配主体行为之该当性。但是，犯罪人与被害人的互动关系尚未真正地纳入到该当性理论之中，再者，在实现刑罚的正当与均衡的前提下，个体利益之选择以及刑罚之效果考量不可能被完全摈弃。因此，有必要重塑该当性理论，使之更具包容性，以符合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犯罪样态。这便是修正的该当性理论，涵盖了主体性该当、理性选择之该当两个层面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