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部局势发生剧烈变化的同时，日本国内强大的氏族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强大的苏我马子氏，于公元587年灭亡了与之对立的物部守屋，于公元592年暗杀了崇峻天皇（公元587年-公元592年在位），通过这些手段掌握了政治权力。如此，天皇的王位继承就发生了危机，于是崇峻天皇的皇后作为推古女帝即位，为推古天皇（公元593年-公元628年在位）。在推古天皇期间，在紧张的国际背景下，以大臣苏我马子为中心，在当时的圣德太子（推古天皇的外甥）的合力下，日本的国家组织继续向前发展。如第一章所述，推古天皇于公元603年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并于公元604年制定了宪法七十七条，以期实现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
随着朝鲜半岛情势进一步紧张，战争的继续深入，日本的统治者对于以天皇为中心的氏族体制产生了危机感，于是统一日本国内，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就成了当时不可回避的课题。为了建立以苏我氏为中心的集权体制，当时的掌权者苏我入鹿，灭亡了圣德太子的儿子山背大兄王，这引起了豪族阶层的持续抵抗。针对苏我氏的专权，其中有力的王族之一的中大兄皇子，联合其他有力的豪族，打到了苏我氏的政权。其后，孝德天皇（公元645年-公元654年在位）于公元645年即位，改年号大化。[25]公元646年，孝德天皇颁布了以建立中央集权体制为目的的改新诏书，拉开了被视为导入律令制先驱的大化改新的帷幕。鉴于大化改新对日本整个历史的影响，有的日本学者将大化改新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并列称为日本历史上的“双璧”。 [26]
此后的天智天皇（公元661年-公元672年在位）时期，中央集权改革继续深入。公元664年，天智天皇颁布了甲子之宣，制定了冠位二十六阶，对大、小氏以及民部、家部等进行了认定，至公元670年，大致完成了全国的户籍统计。这表明朝廷已经陆续将属于支配层的氏族组织，转为正式登录的朝廷所属之民。
公元672年，围绕皇位继承，发生了壬申之乱，天智天皇之弟获胜，即位为天武天皇（公元673年-公元686年在位）。掌握大权的天武天皇随后继续推动以天皇为中心中央集权制，废除了部曲，通过制定食封制与八色姓制，以京畿之内的豪族为中心，进行了官位分封，并赐予了皇子与大臣一样的官位，而天皇位于权力的最顶端。于是乎，“天皇”正式成为了君主的称号。天武天皇于公元689年颁布了持朝统的《飞鸟净御原令》，[27]律令国家的骨骼构造基本完成。此后，大宝元年（公元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与养老二年（公元718年）在对《大宝律令》进行修正的基础上颁布的《养老律令》，标志着律令制的确立与律令制国家的形成。
所谓律令制国家，指天皇为最高君主，根据法令分封官僚，支配人民的专制统治，具体而言，即在规定划分位阶的官僚制度，将国家划分为国、郡、里的行政区划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公地公民，也即剥夺、没收豪族的私有土地。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形成，起始于推古天皇时期，完成于天智天皇时期，历经近百年，此后，一直延续至12世纪末期的镰仓幕府开府，存在近400年。[28]
2.律令的编纂
上述《大宝律令》与《大宝律令》等律令法制的编纂，始自于天智天皇元年，即公元645年，完成于元正天皇（公元715年-公元724年在位）的养老二年，即公元702年，历时50余年，方始从上述的《飞鸟净御原令》，经合计22卷的《近江令》（671年）、律、令分离的合计17卷的《大宝律令》，最后才形成了集大成的合计20卷的《养老律令》。《养老律令》成为了此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基本法。[29]
上述律令是模仿中国隋唐时期的律法，尤其是唐律制定而成。所以，律令的体系结构唐律相同，分为：律，相当于现代的禁止法、刑罚法；令，相当于现代的教令法、非刑罚法、行政法；格，包括临时法、敕令，以及弘仁格式、贞观格式、延喜格式等追加的改正法；式，即施行细则。其中，律与令是基本法，格与式是补充法。
作为律令法时代基本法的《养老律令》的律包括10卷13篇，具体而言，包括：（1）名例律（分为上、下），为通则部分，其中“名”指刑名，“例”指法例，相当于现代刑法总则中刑名与适用规则；（2）衙禁律，即关于宫城、宫门、车架、宿卫以及烽火时的士兵的守则等的规定；（3）职制律，即关于官员违反规则的规定，如无资格的官员、不正贡举、怠慢职务、泄露秘密等的规定；（4）户婚律，即关于户籍、婚姻以及租税等的规定；（5）厩库律，即关于官库、厩舍、家畜等的规定；（6）擅兴律，即关于具有卫兵、军团指挥等地位的人，滥用兵马、武器，或者专断专行大兴兵马，或者私自使用兵马的规定；（7）贼盗律，即关于反逆、杀人、妖书妖言、住宅侵入、盗窃等的罚则规定；（8）斗讼律，包括关于斗殴、伤害、诬告等具体犯罪的规定，以及因为受打击而造成的堕胎、骨折、不能生育以及其他伤害结果的打斗方法与受害程度的差别规定；（9）诈欺律，即关于诈称、诈取的罚则规定；（10）杂律，即关于通奸、失火、医药上的错误、负债不还、物品损坏等的罚则规定；（11）捕亡律，即关于囚徒、家奴等逃亡者的追捕规定；（12）断狱律，关于刑事裁判与行刑的规定。[30]
（二）律令法时代的刑法
1.律令中的犯罪
在《养老律》的卷首，规定了以八虐为首的各种重罪，违反其他律令格式与诏敕的违反罪，作为不应为罪科以刑事制裁的违反社会道德行为，以及连坐罪等，在盗贼律、斗讼律、诈欺律中，规定了盗窃、伤害、恐吓、诈骗等侵犯身体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养老律》卷首规定的八逆重罪，与各篇中规定的上述各种犯罪，相当于现今的刑法典中规定的刑事犯罪。其他违反令、格式、诏敕行为，相当于现今的违反特别刑法的特别法犯。
刑事犯罪主要包括：（1）八虐大罪，具体而言，有：谋反，即意图谋害天皇；谋大逆，图谋毁坏宫阙；谋叛，指与敌国通谋；恶逆，指图谋杀害祖父母、父母、杀害叔伯姑、兄妹、外祖父母、丈夫、丈夫的父母；不道，指杀人全家、殴打尊亲属等；大不敬，指毁坏神社、盗窃祭祀的物品等；不孝，斥责父母、祖父母，父母死亡之际婚嫁等；不义，指隶卒杀害本部的官长、在为丈夫服丧期间改嫁等行为。
（2）强盗、盗窃罪，即以暴行或者胁迫的手段，掠取他人财物，或者盗窃他人财物的行为。
（3）恐吓、诈骗罪，即通过口头或者文书，恐吓他人，获得他人财物的行为。
（4）杀人罪、伤害罪、斗殴罪。其中，杀人罪又详细划分为谋杀、斗殴杀、故意杀、毒杀等等具体情况。
（5）赌博、犯奸罪。
特别法犯主要包括：（1）违敕罪，即违反天皇命令的行为，但由于敕是天皇的意志，代表着规则，所以违反天皇的意志比下述的违反式、令的行为处刑更重。
（2）违反式、令的行为，即违反《养老令》或者格、式的命令的行为或者其他禁止令的行为，例如《养老律》杂律规定，“违令者笞五十，別式者减一等”。
（3）连坐罪，指官吏犯公罪（与公务相关、没有个人的私心或不正的犯罪）或者具有公共过错之际，对于与之同职、同勤的官员，作为连累者一同处刑的连带犯罪。连坐罪可以分为公罪连坐与公事失错连坐。前者指在某一官吏犯公罪的案件中，对于与之具有连判或者连坐关系的官吏以相同的犯罪罚之。但是对于其他官吏而言，因为是以首犯之罪处罚，所以参照首犯的刑罚，予以减轻；后者指在实施诏敕之际，没有完全理解诏敕的含义，作为失错，做了谋私利等不正的事情，如刑部省因为失错没有执行法律，或者刑事裁判发生误判等行为。
（4）缘坐罪，指因为与犯罪者具有近亲、亲属、弟子等关系，而准用具体犯罪人的犯罪，对之予以处罚的犯罪。如下文所述，《养老律》规定，构成犯罪，原则上应该具有故意或者过失。但是作为例外，规定了上述的连坐罪与缘坐罪。缘坐罪又大致可以分为一般缘坐罪与反逆缘坐罪。前者包括，第一，家口缘坐，指在某人犯一般罪行之际，其父子兄弟、具有亲故关系者以及门下弟子等，因该罪连坐，以该罪处罚，缘坐者称为缘坐人。但应该指出的是，缘坐人的子不承担缘坐责任。第二，左迁、左转，即在朝廷官吏犯罪的场合，根据犯罪的性质，将缘坐人降职或者命令其迁居，后者在实质上与流刑有所相似，但是不同时处以劳役；后者指在行为人犯有八虐中谋反、大逆、谋叛罪以及不道中的杀伤罪的场合，对于缘坐人成立的犯罪。在谋反罪、大逆罪的案件中，对于犯人的父、子的刑罚，是没收入官，由官奴司分配后，在特定的场所服劳役。但是，八十岁以上者以及患有特定疾病者，如恶疾、癫痫等，可以免于入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