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法典化。上述作为德川市代法制集大成者的《公事方御定书》下卷刑典的《御定书百条》，对当时的犯罪与刑罚作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关于犯罪，《御定书百条》对犯罪的故意与过失的构成、纯正不作为犯与不纯正不作为犯、共犯问题、未遂犯的处罚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关于刑罚，《御定书百条》规定了作为适用于普通百姓的正刑的生命刑、身体刑、自由刑、财产刑以及荣誉刑以及特别适用于武士僧尼的闰刑，并对具有的执行方式作了规定。
第二，区别阶级。重视尊卑秩序、社会身份是此前所有时期的刑法的一个共同之处，但是德川时期的刑法将之推向了顶峰。当时的刑法在刑罚适用以及诉讼程序上都进行了了严格的阶级区别，甚至明确规定上位者可以任意处置平民。根据上述御定书第71条的规定，武士等特权阶级即使杀害了庶民百姓，只要有相当的理由，就可以不负刑事责任（所谓的切舍御免），这是武家法中区分武士等特权阶级与庶民阶级最为突出的体现。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法律生活中，与特权阶级相比，庶民阶级无疑属于劣等人，不但不能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而且对于上位者的不法侵害也不能提出正当主张与反抗。
第三，宽刑化。这里所谓的宽刑化指相对于镰仓·室町时代的严刑酷罚的放宽，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宽刑化。在江户时代的初期，也是采用的严罚主义，但是在17世纪后半期，由于以下两个原因，逐渐出现了宽刑化的趋势，第一，德川幕府的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得以确立，社会渐趋稳定，渐渐失去了通过酷刑进行威慑的必要；第二，儒家的君主学开始渗透，仁慈、仁善的理念得到尊重，强调通过上位者的仁善而非严刑实现统治的风潮逐渐扩大。作为宽刑化的体现，在18世纪，德川幕府：（1）废除了削鼻、割耳的肉刑；（2）将缘坐限制于弑主、弑亲等重罪中，而且仅处罚犯人之子；（3）禁止向其他国家或者领地流放罪犯；（4）对于1年以前实施的轻微罪犯，如果犯罪人在犯罪后深刻悔悟，并且没有再次作恶，对上述轻微犯罪可以不予追究。[64]
第四，双重预防。在刑罚思想方面，德川时代也采纳了预防主义，但是“就预防主义中的一般预防与特别预防何者受到重视而言，需要根据不同的时期进行考察。一般预防的思想存在于整个江户时期，但是在《公事方御定书》制定以前，比较倾向于一般预防，而在《公事方御定书》制定之后，特别预防逐渐得到重视。”[65]作为这一思想倾向的体现，是德川时代废除了流放刑而代之以徒刑，而这一决策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归功于当时徒刑有利于“改造犯人，让之回归社会”的主张。[66]
【作者简介】
周振杰，北师大刑科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注释】所谓武家法，指自12世纪末期镰仓幕府成立至19世纪后期德川幕府灭亡期间，作为成文法的对立面，统治现实社会生活的武士之间形成的习惯法。
参见佐佐木润之介等编：《概论日本历史》，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3页以下。
参见石井良助：《日本法制史概说》，创文社2002年版，第10页。
为方便读者查阅，书中所涉日本天皇的在位时间与历史人物的生卒时间，每章重新标注。
参见佐佐木润之介等编：《概论日本历史》，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12页。
参见石井良助：《日本法制史概说》，创文社2002年版，第10页-第11页。
参见佐佐波与佐次郎：《日本刑事法制史》，有斐阁1967年版，第275页以下。
参见石井良助：《日本法制史概说》，创文社2002年版，第14页-第15页。
石井良助：《日本法制史概说》，创文社2002年版，第40页。
参见仲节雄：《日本古代
刑法思想史考》，仲节雄事務所1943年印刷，第4页。
参见佐佐波与佐次郎：《日本刑事法制史》，有斐阁1967年版，第321页以下。
参见佐佐波与佐次郎：《日本刑事法制史》，有斐阁1967年版，第316页。
参见石尾芳久：《日本古代法研究》，法律文化社1973年版，第20页-第21页。
参见仲节雄：《日本古代
刑法思想史考》，仲节雄事務所1943年印刷，第11页。
参见牧英正、藤原明久编：《日本法制史》，青林书院2007年版，第24页。
参见石井良助：《日本法制史概说》，创文社2002年版，第42页。
参见佐佐波与佐次郎：《日本刑事法制史》，有斐阁1967年版，第338页。
参见佐佐波与佐次郎：《日本刑事法制史》，有斐阁1967年版，第346页。
参见佐佐波与佐次郎：《日本刑事法制史》，有斐阁1967年版，第354页。
参见佐佐波与佐次郎：《日本刑事法制史》，有斐阁1967年版，第364页。
参见石井良助：《日本法制史概说》，创文社2002年版，第39页。
参见石井良助：《日本法制史概说》，创文社2002年版，第40页。
参见牧英正、藤原明久编：《日本法制史》，青林书院2007年版，第24页。
参见佐佐木润之介等编：《概论日本历史》，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17页。
参见佐佐木润之介等编：《概论日本历史》，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13页。
参见佐佐波与佐次郎：《日本刑事法制史》，有斐阁1967年版，第417页。
应该指出的是，关于《飞鸟净御原令》以及下述的《近江令》的内容与存在的真实性，在日本史学界仍然存在争议。参见青木和夫：《日本律令国家论弘》，岩波书店1992年版，第223页以下。本书所引用的观点，都是现在日本史学界的通说观点，其他地方与此相同。
参见重松一义：《日本法制史纲要》，敬文堂1987年版，第19页-第20页。
关于律令的详细制定过程，参见石尾芳久：《日本古代法研究》，法律文化社1959年版，第90页以下。
参见重松一义：《日本法制史纲要》，敬文堂1987年版，第20页以下；佐佐波与佐次郎：《日本刑事法制史》，有斐阁1967年版，第433页。
参见佐佐波与佐次郎：《日本刑事法制史》，有斐阁1967年版，第508页以下。
牧英正、藤原明久编：《日本法制史》，青林书院2007年版，第81页。
参见石井良助：《日本法制史概说》，创文社2002年版，第144页以下。
参见重松一义：《日本法制史纲要》，敬文堂1987年版，第35页。
佐佐波与佐次郎：《日本刑事法制史》，有斐阁1967年版，第560页。
参见重松一义：《日本法制史纲要》，敬文堂1987年版，第38页-第39页。
参见重松一义：《日本法制史纲要》，敬文堂1987年版，第37页；佐佐波与佐次郎：《日本刑事法制史》，有斐阁1967年版，第554页。
参见佐佐波与佐次郎：《日本刑事法制史》，有斐阁1967年版，第553页。
仲节雄：《日本古代
刑法思想史考》，仲节雄事務所1943年印刷，第96页。
参见佐佐波与佐次郎：《日本刑事法制史》，有斐阁1967年版，第553页。
参见重松一义：《日本法制史纲要》，敬文堂1987年版，第55页以下。
参见重松一义：《日本法制史纲要》，敬文堂1987年版，第58页。
参见牧英正、藤原明久编：《日本法制史》，青林书院2007年版，第110页以下。
参见川口由彦：《日本近代法制史》，新世社2005年版，第1页。
参见重松一义：《日本法制史纲要》，敬文堂1987年版，第58页以下；牧英正、藤原明久编：《日本法制史》，青林书院2007年版，第100页。
参见佐佐木润之介等编：《概论日本历史》，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50页。
牧英正、藤原明久编：《日本法制史》，青林书院2007年版，第111页。
参见重松一义：《日本法制史纲要》，敬文堂1987年版，第61页。
参见佐佐木润之介等编：《概论日本历史》，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67页以下。
参见牧英正、藤原明久编：《日本法制史》，青林书院2007年版，第179页。
参见佐佐波与佐次郎：《续日本刑事法制史》，有斐阁1972年版，第48页以下。
参见佐佐波与佐次郎：《续日本刑事法制史》，有斐阁1972年版，第39页以下。
参见重松一义：《日本法制史纲要》，敬文堂1987年版，第95页以下。
参见牧英正、藤原明久编：《日本法制史》，青林书院2007年版，第187页。
参见牧英正、藤原明久编：《日本法制史》，青林书院2007年版，第147页；佐佐波与佐次郎：《续日本刑事法制史》，有斐阁1972年版，第450页以下。
参见重松一义：《日本法制史纲要》，敬文堂1987年版，第80页、第112页。
参见重松一义：《日本法制史纲要》，敬文堂1987年版，第113页。
参见重松一义：《日本法制史纲要》，敬文堂1987年版，第78页以下；佐佐波与佐次郎：《续日本刑事法制史》，有斐阁1972年版，第227页以下。
参见仲节雄：《日本古代
刑法思想史考》，仲节雄事務所1943年印刷，第182页。
参见石井良助：《日本法制史概说》，创文社2002年版，第297页。
参见仲节雄：《日本古代
刑法思想史考》，仲节雄事務所1943年印刷，第220页。
参见佐佐波与佐次郎：《续日本刑事法制史》，有斐阁1972年版，第508页以下。
参见重松一义：《日本法制史纲要》，敬文堂1987年版，第226页以下。
参见牧英正、藤原明久编：《日本法制史》，青林书院2007年版，第223-224页。
石井良助：《日本法制史概说》，创文社2002年版，第485页。
参见牧英正、藤原明久编：《日本法制史》，青林书院2007年版，第2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