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在日本的氏族社会时期，通过敬神、祭祖，逐步形成了以神明的意思、天皇的意思、氏族首领的意思以及习惯法等为法律渊源的氏族法。[7]氏族法的形成，对于氏族社会的思想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氏族社会是氏族的首领通过宗教的力量对氏族成员进行统治的社会，也即神支配的社会。所以，氏族的首领有着传播神的“意思”的权力与义务，并通过神的权威统帅氏族。祭祀就是通过一定的形式，探求神的意思，所以祭祀也就成为了政治事务，也就是所谓的祭政合一。法的力量，或言法的规范力，是通过宗教的威力得以维持的，所以在氏族社会法律与宗教是密切联系、合而为一的。直至中国大陆的儒家思想传来之后，尤其是其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王权至上等思想，才促进了法与宗教的分离。同时，儒家思想对于日本氏族社会的崩溃与中央集权的官僚社会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8]
（二）氏族法时代的刑法
１.氏族法时代的犯罪
如上所述，在日本的氏族社会时期，祭、政是合一的。所以这一时期的犯罪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宗教与法律处于未分离的状态，犯罪的观念以神为中心而构成”，[9]或言触犯日本固有的神道主义，即违反神意、触犯神的忌讳的，都是犯罪。这一特征在当时的犯罪种类、责任观念中明显地体现了出来。
在日本的古语中，犯罪被称之为“つみ”，其本意指对神的禁忌，即亵渎神灵的威严与清净的丑恶事物，其后才逐渐被宗教、道德以及法律规范用作犯罪的统称。在日本的氏族社会时期，犯罪的范围非常之广，不仅包括危害以天皇皇室为中心的大和民族的存续、发展的行为，也包括诸如恶疾、天灾、事故等自然现象，还包括没有任何理由，只是被社会认为是丑恶的现象，所以即使是天灾、事故的受难者，疾病的患者，也可以作为犯罪人处罚，在积极的恶害行为的场合，不问是否具有故意、过失，都作为犯罪处罚。根据古籍记载，日本氏族社会时期的犯罪，可以分为天津罪与国津罪，后者又可以分为普通的国津罪与特殊的国津罪。
第一，天津罪，即触犯神明的污秽恶行。根据日本古籍《大袚祝词》的记载，天津罪包括毁坏水坝（畦放）、填平水道（溝埋）、妨害灌溉（樋放）、破坏耕种（頻蒔）、破坏田地（串刺）、活剥动物之皮（生剥）、倒剥动物之皮（逆剥）、在敬神场所留下污物（屎戸）等。可以看出，所谓的天津罪，许多上都是妨害农耕的行为，但是因为在氏族社会人们信仰神灵，认为是神灵给予了他们食物等基本生存资料，所以才将这些行为视为触犯神明的犯罪。
第二，国津罪，是氏族社会时期的一般犯罪，指奸淫、灾难等使神明厌恶的犯罪。特殊国津罪，指通过祓除刑等方式处罚、赎罪的国津罪。《大袚祝词》中记载了13种具体的特殊国津罪，即：（1）生膚断：给活人肌肤造成轻微的伤害的恶行；（2）死膚断：损害死尸的皮肤的恶行；（3）白人：患有白癜风、白赖皮；（4）胡久美：生有肿瘤、疔疮；（5）己母犯罪：奸淫自己母亲的犯行；（6）己子犯罪：奸淫自己儿女的犯罪；（7）母与子犯罪：奸淫他人的女儿与母亲的犯罪；（8）畜犯罪：与牛、马、鸡、犬等畜类性交的犯罪；（9）昆虫乃災：被毒虫、蛇、蜈蚣等刺伤、咬伤的厄运；（10）高津神乃災：因为打雷、陨石等导致的厄运；（11）高津鳥乃災：因为飞鸟等受害的厄运；（12）畜仆志：滥杀牛、马、鸡、犬等家畜的犯罪；（13）蟲物為罪：诅咒他人的犯罪。
在上述犯罪中，伤害活人肌肤、伤害死人肌肤相当于伤害罪与损毁尸体罪，侵犯己子、侵犯己母、兽奸是违反伦理的犯罪，虫灾、鸟灾、蛊道被认为是获罪于天的恶行，而白癞、肿瘤不过是疾病而已。这些特殊的国津罪，也表明了当时犯罪是触怒神灵、导致神罚的恶行的原始认识。[10]
普通的国津罪，指针对天皇、皇室成员以及氏族首领等实施的，以兵刑等普通刑罚方式处罚的国津罪。[11]普通的国津罪包括：（1）针对皇室的犯罪，如谋反罪、大逆罪、不敬罪；（2）与国事相关的犯罪，如内乱罪、外患罪等；（3）与风俗相关的犯罪，如近亲奸淫罪、神前行淫罪等；（4）针对生命、身体的犯罪，如谋杀罪、暴行罪等；（5）针对财产的犯罪，如抢劫罪、盗窃罪等。
关于天津罪与国津罪的区别，在日本学者之间也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天津罪与国津罪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是犯行的性质，不如说是行为人的身份。也即天津罪的行为人，是天照大神等神明居住的国度的国民的犯罪(具有一定身份的人）。而与此相对，国津罪的行为人是普通人。[12]有的学者则认为，在行为层面上，无论是关于性的犯罪，还是关于毁坏生活资料，妨害农耕的犯罪，天津罪主要是积极地对共同生活造成侵害的行为，这是国津罪中所没有包含的。国津罪所包括的行为，并非是能够唤起共同体防御目的的恶意行为。在国津罪的场合，虽然生活的共同体能够容忍具体的行为，或者犯有国津罪的具体行为人，但是认为国津罪给共同体全体带来了神的愤怒。也即，国津罪在本质上是侵犯宗教的犯罪，是构成使神灵愤怒原因的恶秽的直接表现，包括人的意志行为以及与人的意志无关的恶事。在制裁层面上，针对天津罪的制裁，也主要通过宗教咒语式的祓除来解除罪恶，而对国津罪的制裁，在性质上主要是生活共同体的内部惩罚。[13]从上述天津罪与国津罪的具体内容而言，后者的论述应该更为全面、贴切。
与上述关于犯罪的观念相应，日本氏族社会时期的责任观念可以简单概括为罪乃获怒于天，则责及天下（全体主义）。所以有犯罪发生的时候，不仅仅要对犯罪者通过祓除来清楚恶秽，国民也要通过祓除来祈求神威的宽宥，对国土全体清除罪恶（神罚主义）。正是基于这一观念，当时经常可见由国家举行的大规模祭祀仪式。这可能也体现出了日本特有的所谓的“神国精神”。此外，在国津罪的场合，如下文所述的家族没收刑所示，不仅罪及本人，还要处罚其家人甚至同族之人（牵连主义）。
据《日本书纪》的记载，日本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在登基后不久，为了袚除全体国民的天津罪与国津罪，就举行过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崇神天皇（约公元前97年-公元前29年在位）在其在位的第十二年，也曾为了洗清全国臣民的天津罪、国津罪举行全国性的祓除仪式，他在诏书中言道：朕初承天位，获保宗庙之责。……然鲜德寡能，是以阴阳谬错，寒暑失序，疫病多起，百姓蒙灾。为清罪除恶，今厚奉神明，施教化以除荒俗，举刀兵以伐不服。以求官无荒淫，民无贪逸。[14]
3.氏族法时代的刑罚
（1）刑罚种类
据日本的古籍记载，在律令法时代之前的日本氏族社会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完整的刑罚体系，中国的《隋书?倭国传》也记载，在当时的日本，“杀人、抢劫、奸淫者处死，盗窃者根据赃物计算罚没物，无财物者，则罚没为奴。”[15]。当时的刑罚，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祓除刑、贬姓刑等日本特有的刑罚，另一类是死刑、流放、黥等各个地区的氏族社会共通的刑罚。这些刑罚制度，包括下文所述的处罚程序，都体现出了神罚思想、严罚思想以及株连思想的内容，但在刑罚减免等制度中，又体现出了赎刑思想的侧面。
日本特有的刑罚主要有：第一，祓除刑。这主要是针对天津罪所施加的刑罚。因为天津罪是对神的亵渎，所以犯罪者当然就要承担神灵的愤怒。因此，需要通过祓除的方式，来消除神灵的愤怒。通常的形式是，由犯罪者提供祭祀的器具，由神官朗读袚词，有时候还要通过禊（清洁身体）的方式来消除神灵之怒。在罪行比较严重的时候，如果通过寻常的祓除方式无法从犯罪者身上清除神灵之怒，则需要将犯罪者放逐、以除污秽。祭祀的器具主要指马、刀等动产，所以日本有学者认为，可以将之理解为财产刑的起源。[16]
第二，贬姓刑，即对于犯罪的人，剥夺其原本尊贵的姓，给予其卑贱的姓，使其本人以及子孙丧失名誉的刑罚。在日本的氏族社会，在朝廷任职者可以将其职位传与子孙继承，所以其职位名称就成了姓，后来在实践中不在朝廷任职的后代也可以使用该姓，因此姓本身与近代的爵位一样，就成为了表示身份、地位高下尊卑的事物。在氏族社会时期，人们根据自己的姓、氏各司其位、各谋所得，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根本。所以在当时，剥夺或者贬低尊贵的姓氏，可以发挥刑事制裁的威慑力。例如据《日本书纪》记载，在雄略天皇（公元456年-479年在位）第十四年的夏天，某贵族的重罪被发觉，天皇下诏处死该贵族，并令该贵族的子子孙孙不得入朝廷群臣之列。这就是在实质上通过连坐，对该贵族的家人处以了贬姓刑。[17]
第三，人身没收刑。人身没收刑指将犯罪人、犯罪人的家人或者受其支配的私民没收，分配给官家、神社、寺庙或者贵族的刑罚。人身没收刑与贬姓刑的相同之处在于，被处罚的对象都成了贱民，只能从事贱业；不同之处在于，在贬姓刑的场合，被处罚人是因被剥夺了姓而成为贱民，在人身没收刑的场合，被处罚人是因为被没收而成为贱民，而且被没收的人还会进一步分配给官家、神社、寺庙或者贵族，成为后者的私民或者奴隶。此处的私民，虽然也是贱民，但是与奴隶相比，社会地位又稍微要高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