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4某县法院近五年审委会讨论民事案件的情况表
（四）从审委会解决纠纷的效果看
日本法学家棚濑孝雄曾经说过，审判制度的首要任务就是纠纷的解决。[36]笔者认为，解决纠纷的基本意义不仅仅在于对案件作出了裁判，还要看当事人是否服判息诉，这是纠纷是否得到切实解决的最佳判断方式。审委会制度作为中国特有的～种审判制度，同样也不例外，设置的任务应该为纠纷的解决服务。对基层法院审委会来说，其纠纷解决功能发挥的主要依据是：一是讨论具体案件，作出裁判决定，直接解决纠纷矛盾；二是总结审判经验，归纳规律性审判方法，间接为纠纷解决提供指导。这两项职能的发挥，并非同步发展，从实际情况看，讨论具体案件已成为目前基层法院乃至中级法院审委会的主要任务，而有关审判经验总结的工作则是少之又少。有时，审委会虽然不是讨论具体的案件，但也并非开展对有关审判经验的总结，而是做一些文件传达。从笔者所考察的某基层法院审委会制度的运行情况来看，尽管五年来有三次讨论审判工作（见表2．5），但没有一次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的，而是传达有关会议精神或部署审判工作。因此，在这种状况下，又怎能为间接解决纠纷服务，又怎能谈得上什么效？
表2．5 某县法院近五年来审委会研究情况
那直接讨论案件、解决纠纷的效果又如何？从笔者所考察的情况来看，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并非因人多而力量大，有的案件不仅因上诉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就是审委会本身也经常“自我否定”而反复无常。[37]同时，审委会既非因“集中而明智”而权威性地使当事人服判息诉，也非案件因经审委会讨论而“冰释前嫌，握手言和”，而往往因案件本身的“难定性”，导致案件的裁判并不因是人多还是人少的决定而“定分止争”（见表2．6），五年来，该院审委会讨论民事案件服判率占讨论民事案件总数的7．93％，上诉率为61．9％，上诉、改判、发回重审率为69．33％（该院近5年的民事案件上诉率为7．68％，发回、改判率为44．27％），以致在当地对审委会讨论案件有着“上诉一件，改判一件”的谑称。这说明，审委会在当前社会矛盾突发期并非解决纠纷的有效审判组织形式。
表2．6 某县法院审委会近五年讨论民事案件的效果情况
（五）从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的目的看
在司法实践中，除了立法上规定的应提交审委会讨论的几类案件外，为什么案件承办人有时还乐于将其他案件也提交审委会讨论呢？是出于案件疑难复杂难以办理或把握，为求得案件妥当处理而提交，还是基于个人因素为推脱责任或某种目的“寻找场所”而提交？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认真总结了十多年来对法院工作的亲身感受，认真考究了个中原因。就民事案件而言，要将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合议庭或独任庭包括主管领导均会以案件复杂疑难重大为由头，但在审委会上进行讨论时，而案件往往又显得平常普通，或者讨论时并非讨论案件的定性而是讨论案件证据的采信。[38]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偏差？笔者认为，案件的难易除了有个体感受差异外，还主要因以下原因所致：
（一）有的办案法官认为，制度上设置审委会，就是讨论案件的，在自己不想动脑或不愿动手查阅有关资料的情况下，将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既可省去查阅资料、研究案情“竭尽心力”的麻烦，又可省去办错案件所带来的责任。
（二）有的办案法官在“人情世故”的冲击下，尽管案件简单，自己也可作出裁判，但又担心当事人“闲言碎语”或不必要的“猜忌记恨”，将案件交由审委会讨论，可求得置身事外的“心安理得”。
（三）合议庭由于受其固定性的缺陷，一般对案件容易达成一致意见，但在出于各种利益考虑，合议庭成员谁也不想过多纠缠该案时，合议庭将有意形成不同意见，并强烈要求主管领导将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以此达到某种预期目的。
（四）院长、主管领导、其他院领导或庭长，有时基于某种个人因素或受到外来“人情”干扰而难以拒绝或抵制，而合议庭意见又与其意见相左时，授意将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这样既可达到个人意图，又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五）在某些关键证据的可采信上，将会影响一方当事人的胜败时，这时合议庭成员如果受到当事人的“笼络”、“恩惠”或有其他权力人的指令，他们往往有意对关键证据认定造成分歧，从而得出不同的裁判意见，以提交审委会讨论，这样以求减轻自身办案的法律责任。
目前这些原因虽不散见于该院审理的每一个案件，也并非必然导致司法不公，但它的存在给审委会制度运行带来的嘲笑无疑是重大的，不可否认审委会已演变成办案人员“趋利避害”的一种工具。[39]
（六）从审委会讨论案件的结论形成看
审委会对案件讨论结论的形成过程既是对案件的判断过程，又是各委员个人道德的选择过程。尽管审委会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案件作出裁判，但仔细考察审委会实践运作情况，审委会民主决策背后其实质依然是少部分人决策，院长等主要领导（包括第一副院长、主管领导）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案件结论形成的方向。因此，有人认为审委会决定案件的权力只是院长决定案件权力的表现。[40]从某县法院近五年审委会讨论案件结论形成情况（见表2．7）可以看出，在该院审委会讨论案件的结论形成超过半数依赖主要领导的意见。其余委员虽有一人一票的权利，但在现有体制下，其权利行使不得不沦为附和与陪衬，讨论形式化不言而喻。在反思这种结论的同时，不得不对审委会民主决策机制感到担忧。实践中的情形是，“有利害关系”的委员据理力争，“无关”的委员随意附和，但发言激烈者主要是主要领导们。一般而言，会议主持者的引导意见和主管领导的率先发言，毫无疑问要成为后面委员发言的参考和主要依据，对稍不爱动脑或业务生疏者，抑或惧怕权力者，不管前面领导意见是否正确合法均将毫不犹豫地予以附和赞同，这样严重影响裁判的质量。在有的案件实在难以统一或与主要领导预期目的相差甚远时，会议主持者将以案件复杂为由将案件搁置暂不作结论，待会后个别沟通协商统一后，再提交讨论，或利用外来力量“修正”个别意见后，再提交讨论。更有甚者，有的案件往往先经党委、政府或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形成初步意见后，再将这些意见带回审委会讨论形成结论。[41]试想，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结论又岂是民主决策的结果？从表2．7中显示的情况来看，合议庭中意见被审委会采纳的占了38．94％，但在实践中，其背后隐藏着一定奥秘，因为既然案件合议庭中有可行意见，那为什么还要提交审委会讨论？除了存在应提交审委会讨论案件原因外，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原因笔者前面已论述，在此不必赘述）？此外，既不依赖主要领导意见，又不依赖合议庭中意见的另一类裁判结论的形成，几乎是困难的，从表2．7可以看出，在该院这类情况仅占3．68％，其原因主要归因于前面两种情况极力垄断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