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權力分工合作
三權分立原則能夠將國家的權能分工或使其合作，原因在於政府權力的本質是屬公共服務，其產出大多可歸類為勞務商品的一種。而勞務只要不具一身專屬性，由他人代勞或彼此約定相互承擔乃事理之常。換言之，服務業或公共服務通常易於分工或合作。尤其，分工愈細其責任範圍愈小，特定業務範圍與業務量均可能減少；不但有利於比較利益，而且可能因減低事物複雜度而降低執行業務之邊際成本。其次，不同的業務之間只要具備互補性或存在尋租、套利空間，就容易形成聯合壟斷或勾結-正向的結果稱為合作。例如行政官員兼任（或勾結）司法官，可以架空立法權；如同球員兼任（或勾結）裁判-顯然皆有尋租、套利空間。不過，行政權兼任（或勾結）立法權或司法權兼任（或勾結）立法權，則有可能但未必會有尋租、套利空間。以實證法為例，授權行政機關訂定行政命令或法官修補法律漏洞之造法，皆有相當正向之功能，而且可說是有相當之必要性；因為皆與專業之比較利益及發現真實之最低資訊成本有關。換言之，行政權兼任（或勾結）立法權或司法權兼任（或勾結）立法權，可以產生專業之比較利益與減低發現真實之資訊成本。例如由環保署訂定環保行政命令，或由法官以修補法律漏洞之造法解決個案或形成判例。
2、權力分立制衡
如前所述，行政官員兼任（或勾結）司法官，可以架空立法權，形成權力獨大或獨裁的結果；行政權兼任（或勾結）立法權或司法權兼任（或勾結）立法權，則有可能但未必會有尋租、套利空間。因此，權力分立制衡的關鍵在於將行政權與司法權分離。故不論英美法的法官造法制度，或大陸法系的授權行政命令-例如空污費徵收辦法、以及法官修補法律漏洞之造法，應皆無有違憲法之權力分立原則之虞。
（三）、可觀與合理之處
Posner之所謂資本財的儲存不妨視為是實現法安定性，以降低審判成本達成訴訟經濟的方式-如此才符合成本分析的經濟學理。而且如前所述，授權行政機關訂定行政命令或法官修補法律漏洞之造法，可以產生專業之比較利益與減低發現真實之資訊成本。而英美法制度之大量依賴法官造法，與大陸法系之判例法制度，其實僅有立法權之實踐程度（或量）的區別，並無實質差異。但是，不論英美法系或大陸法系，只要是民主政體，皆有一定之三權分立的界線-雖然這些界線會隨時代或社會情況有少許的游移不定或模糊。
叁、人格尊嚴原則之法學解釋與一般分析
一、人格尊嚴原則的文化歧視
人格尊嚴（dignity）原則已經由大法官解釋而在我國法律上確立-成為憲法位階的法原則；雖然大法官的解釋並不清楚-多只是援引德國的見解針對個案解釋；不過，台灣法學界似乎把這個仍有爭議的法概念當成顛撲不破的真理。因此，婦女之就業歧視可以用侵害人格尊嚴來解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6項參照），未經同意而採集嫌犯之體液亦可以用侵害人格尊嚴來解釋；甚至有較激進的學者主張，父母體罰小孩也可以用侵害人格尊嚴來解釋；當然，死刑爭議的主要爭點也是人格尊嚴。人格尊嚴這個人云亦云的法概念這麼好用，簡直成為法學界的「綜合維生素（multiple vitamin）」-補充每天的活力。
美國法學界就有學者對人格尊嚴的濫用與人云亦云（或不知所云），提出適用的限制與較清楚的概念分析。儘管如此，人格尊嚴這個人云亦云的法概念還是引發許多問題；其中，最嚴重的還是有關文化歧視的問題。
從法社會學（legal sociology）的觀點檢視法律制度，法律乃是社會集體之文化價值的具體表現。因此，否認一國的法律制度或認為特定國家的法律制度較為落後，縱然未涉及文化歧視亦難謂無文化偏見。人格尊嚴此一法概念，正好體現這樣明顯的文化衝突；這樣的文化衝突在國際上，往往成為強權干涉他國內政的藉口-例如死刑、叛國罪與參政權、言論自由或表現自由與公然猥褻罪的人權爭議。
其實，若從自然法的基本權觀點來看人權爭議，未必有必要引用人格尊嚴此一法概念；換言之，人格尊嚴此一法概念未必有用。例如性別歧視或階級歧視的問題，只要以違背公序良俗解釋或（基於平等原則）立法禁止歧視，以維護法和平性即可，無須引用人格尊嚴；逼供或虐待嫌犯等強制作為，只要以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或侵害訴訟防禦權解釋即可-如美國法，無須引用人格尊嚴；侮辱或誹謗罪犯當然亦可適用刑法之妨害名譽罪的規定，更無須引用人格尊嚴；合乎人格尊嚴的生活權，只要解釋（或進一步立法擬制）為對國家有執行力的請求權-乃國家之債務或義務，非屬國家之救濟或施捨，亦無須引用人格尊嚴；人格尊嚴這種「綜合維生素」可能不是營養品、不是藥，更不可能是營養藥-無法提供解決法律爭議的活力或療效。
難怪，美國法學者不得已將人格尊嚴定義成自主性與主體性，這可能是比大法官的解釋更清楚且爭議較少的解釋。尤其，若主張人格尊嚴的概念是比憲法原則更高位階的概念，這樣就能以法學方法階層論限制人格尊嚴的外延及避免濫用-不失為比大法官解釋更為睿智的法解釋。否則，所謂的自主性與主體性就語意學而言，其實與「個人自由」相去不遠，所涉及的範疇簡直遍佈所有的法概念-權利與其限制，反而使已經將法釋義學精緻化的理論體系，被架空而模糊了。例如，類似猥褻的表演或從事性交易皆與當事人的自主性及主體性有關，據此將這類行為列為侵害人格尊嚴的爭議，企圖解決類似「善良風俗」等有關社會通念的不確定法律概念，似已架空憲法及其以下位階的法原則，未必是妥當的法釋義方法（詳見本文後述）。
不過，縱然美國法學者對人格尊嚴的解釋更為睿智，亦無法排除涉及文化歧視或文化偏見的爭議。例如將新加坡的鞭刑、化學去勢、死刑、公然猥褻罪或體罰均視為違反人格尊嚴，就多少帶有強權的文化歧視或文化偏見。而將類似阿拉伯國家的酷刑視為違反人格尊嚴，似為任意擴張解釋人格尊嚴原則-使其等同（人格權、防禦權）基本權保障或比例原則與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禁止酷刑原則），已非定位為憲法原則之上位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