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未能釐清事物本質而窺見其法本質之全貌，可能導致偏頗立法；徒然增加立法成本與社會成本。不可否認，上述的論證方式似乎植基於法實用主義-著重在解決法規範之漏洞或矛盾；但因其亦符合法釋義學的釐清規範矛盾之要求，故應屬可採。
其次，所謂的主觀價值觀其實隱含經濟人的理性選擇或考量-有用或有害；亦即，所謂的主觀價值觀通常是功利主義或至少是法實用主義的投射-即心理學家所稱之「自利偏誤」。故可說對事物之法本質的認定是一種評價，而此一評價其實隱含法實用主義的投射，是經濟人的理性選擇或考量。如果我們清楚這一點，對於涉及法本質的法律問題或法解釋爭議，在解決時似較能夠找到問題或爭議的核心，或許能減少研究的時間成本。
因此，進行法律解釋時，其前提無法省略；否則，可能為悖於法本質之解釋，有穿鑿附會之虞。其實，許多法律解釋都是在認定法律事實，但疏未進一步釐清事物的本質與客觀的事實狀態，即倉促以法律語言賦予法律意義。所以，當事物的本質與客觀的事實狀態隨時代而日新月異之後，許多原本周延的法律解釋就開始顯得左支右絀、與現實脫節了；這是許多法律解釋忽略其前提必然產生的結果。
二、哲學方法與法學解釋
哲學通常是泛指一切以邏輯辨證方法-含語言邏輯、符號邏輯、語意學、辯證法…等-研究現象、知識、倫理、社會價值、自然規律…等之有系統的學門，故其主要內容有知識論、形上學、倫理學三部分。哲學方法是以認知的方法來瞭解及詮釋知識，常以客體之真假衡量其方法論之效度，進而判斷學說之價值。哲學派別之相互競爭或論戰，幾乎都是源於方法論的差異；我國法學界是否有因此而產生類似論戰，不得而知。不過，美國法學界確實因為法哲學或法理學派別之方法論的認知不同，而有類似論戰。而且，法理學（Jurisprudence）大量引用哲學概念之趨勢，在近數十年來似已成為無法逆轉之發展方向。可見，適度釐清方法論之異同，並合理追本溯源其哲學上的理論根源，有其必要。
其次，法學方法相當重視法律邏輯之演譯與歸納法則，而法律邏輯之本源與哲學認識論的關聯相當密切。認識論又稱知識論，乃哲學的基礎內容之一，主要是探討人如何能及以何種方式（即如何）認識事實（或事物本質）並獲取知識，以邏輯-含形式邏輯與符號邏輯-作為知識工具。其中，語言邏輯的推論形式與符號邏輯相同，法律邏輯可視為語言邏輯之一支-儘管法學之價值判斷偏向倫理學。以上學門之分類標準，多是著眼於研究之經濟（或效率），各類別的涵蓋範圍或彼此之間，容或有所重疊，並非截然分明。就法學上的類型化之分類而言，亦有類似情形。究其原因，乃因事物或問題本質多有量變與質變之模糊地帶，本非人力得以清楚劃分-如同光的波粒二相性（Wave-particle Duality）與所有權的二重性（Duality of Ownership）。
哲學家對於認識論的基礎，多僅及於主體（認知者）之詮釋方式與客體（認知的事物）之呈現方式；尚未援引腦神經科學之生化理論，進行主體之認知心理與生理的研究。然而，按照腦神經科學之生化理論，主體之認知心理與生理乃息息相關，且其機制乃認識論之基礎。例如因原因自由行為（如酒醉）而誤認犯罪行為人（把老人看成少年），或因男扮女裝之行為人身上有濃厚之女性賀爾蒙（Female Hormone）的香水味，而誤認行為人應為美女不可能為男人，皆是生化反應影響腦生理反應，而使人陷於錯誤認知。古老的寓言故事所說之「瞎子摸象」，更加說明了人的認知或認識之盲點其實甚難避免。難怪著名的哲學家Karl Raimund Popper 認為知識的價值，在於驗證命題、判斷或推論的錯偽-甚至無法證明為真；科學哲學家孔恩（Thomas Kuhn）更直言許多科學不過是經過考驗且形成慣性的典範（偏見）。
三、科學方法與法學解釋
目前許多學者都已承認法學或法律學係屬社會科學之一門，法學或法律學使用各種科學方法作為研究方法已是大勢所趨。因為科學終究是較為可信及有效的認知與研究手段；科學哲學與方法通常具備系統化的方法論規則（systematic & methodical rules），並能產生可信且有效的學說-經驗法則，亦能驗證理論與真實之間的客觀匹配程度-盡量趨近真實（或真理），減少預測結果的誤差-即Karl Raimund Popper所說之可證偽之判準。眾所週知，除了法經濟學派大量使用科學方法研究法學外，美國司法實務上亦有大量使用統計科學的理論，作為判決依據的案例。
（一）、科學哲學
所謂科學哲學，按文義解釋應屬哲學之分支-以哲學方法解決科學問題。傳統哲學對認識論的詮釋，似乎偏向於先驗主議-認為一切知識本已存在而由人的先天理性發現；但依據現代生物醫學的理論，所謂的理性、知識都是認知主體之經驗所建構。根據人類或文化學家與動物學家的研究，人類之社會制度（含法、政制度）亦多源於經驗的建構，甚至多少帶有社會實驗（social experimentation）的性質。由此可知，法哲學之實證法學派的論點與科學哲學有許多相似之處，而科學哲學此一理論亦可能有助解決法學上之「擬制理論」或「社會契約論」的困境-例如不知行為主體為何。
科學哲學上就曾有經驗主義與先驗主義的論辯；前者認為知識（含邏輯）皆來自經驗，故未見過月亮者無法認知或描述月亮為何；後者則認為月亮乃客觀之存在，即使先天失明者亦無法否定月亮存在之事實-正如同大家普遍相信空氣中有二氧化碳存在或人會呼出二氧化碳。這類爭辯之所以發生，通常是因為彼此都誤解了辯論的客體-以為相同而其實不同。前者之辯論客體是「主體（人）的認知機制」，後者之辯論客體是「被認知之客體（物）的存在機制」。
而法釋義學與法哲學的關聯，除了邏輯方法與語言哲學之外，還有二者均採用相似的最小成本之語言或溝通的釋義體系，本質上是屬有效率的經濟選擇（詳見本文之法經濟學方法）。因為法律語言之使用或法概念之傳達，不可能字斟句酌地凡字（或詞）必引經據典，僅在避免混淆或有詳述必要時才會「必也正名乎」，去追本溯源或端正視聽，或與社會通念匹配以減少歧義或專斷之爭議。哈特（Hart）就認為一般人對法律概念其實多能掌握，正足以說明一般法概念足以勝任其社會化之功能的原因-如上所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