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宪政概念时，尚处于半合法化地位（还不能说是在野党），面对的是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或者说自己尚无发动宪政运动的权力和权利，但有强烈的争取权利的动机，因而也就有前文所言的参与的主动性，而不是应付心态，进而参与宪政的动力就具备了明显的优势。

　　再次，共产党的宪政主张极具合理性和根本合法性。当时，在共产党看来，国体的问题高于政体，宪政的当务之急首先是“要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但共产党的宪政主张并不是自己当政的宪政许诺，而是建立“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府”，这不仅是一种政治主张，更是一种政治胸怀。这一主张的合理、合法性在于，其一，不是只站在共产党一己地位思考中国的未来，而是全面顾及了所有的革命阶级，也就是说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其二，联合政府本身包含了真正宪政的前提性因素，即不同的利益集团--分权制衡的格局。

　　第四，当时国共两党的宪政观分歧，不是方式方法的分歧，而是宪政理念上的分歧，国民党是在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利用宪政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共产党是在适宜的时机下提出国家现实的民主载体；作为第三方的民主党派是提出宪政的重要发起人，共产党的宪政观与他们的宪政理念是一致的，都是基于时局并为国家大局着想的决策。

　　第五，宪政运动的萌生与壮大离不开市民社会的根基，虽然当时市民社会极为薄弱，第三方力量在夹缝中喘息生存，但正是他们的呐喊呼吁斡旋才掀起了这场影响深广的宪政运动，为今天的宪政运作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财富。

　　中国宪政的历史尽管是充满遗憾的不完美的政治实践，但对今天宪政运作的启示还是相当深刻的。

　　其一，只有把宪政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而不是“形象工程”，宪政才能由观念变为真正的现实运动。

　　其二，宪政是需要多方动力的，政府推动固然重要，且可能事半功倍，但社会力量、社会舆情的作用绝不可小觑，市民社会是宪政的动力所在。

　　其三，宪政在政权更迭和政权稳定两种不同语境下，其内涵主旨差异会很大。在政权更迭时，宪政的实质在于其前提条件即政权的合法性，此时，其合法性要到社会人心向背中去寻找，而不能到现行法律中去寻找，而在政权稳定时或者说政权的合法性已被认同时，宪政的实质是立宪、行宪、护宪、修宪，即以法治维护权利和限制权力。

　　三、中国当下政制的价值追求与现实路径

　　不同历史语境下宪政内涵的嬗变启示我们，“任何政治运行总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进行的，任何政治文明都受到特定社会或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16]中国宪政的语境与西方的原生型宪政语境不同，中国当下宪政的语境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宪政语境也大有不同，因而中国当下的宪政不仅应具有中国特色，还应具有中国今天的时代特色。今天，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文明都达到了宪政阶段，民主、法治、人权已成为当下世界各文明国度政制的核心和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