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对宪政研究有较大影响的学者还有严复，严复的宪政观，除认同梁启超的“政体论”外，还将宪政与民主明确对接。他说，“立宪非他，即是众治。众治则不得不用从众代表一制。”[6]“众治”是严复之“民主”的中国化意译。但严复的“众治”之民不是西方语义中的“个体”的、具体的、活生生的某人，而是与君主相对的“群民”。严复在个人自由、权利与国家自由、富强之间痛苦地彷徨，最后，还是群体的自由压倒了个体的自由，国家的富强成为高于个体自由权利的主题。再次还原历史的语境，这也是当时“救亡”的时代主题使然。如严复一样研究西学、译介西学的知识分子们，一开始就怀着“西学中用”的目的，在帝国大厦将倾的时刻，遥远的自由主义的召唤，被现实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使命感毫不费力地“中国化”了；宪政价值追求的目标--个人权利，自觉自动地让位给权利来源的合法性--选举权利。
孙中山的宪政思想深受梁启超、严复的影响，但基于其执政地位，又兼具更多一些的“操作性”。孙中山创造了权能分立学说，提出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权能分治的“万能政府”理论，旨在克服议会政治下行政权受到牵制而趋于软弱无能的弊端。这说明他对于西方宪政概念所强调的主旨--“限权”是根本反对的。他提出了当时建国的三步走战略即军政、训政、宪政。孙中山认为宪政是“革命”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并且认为“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人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7]按照孙中山的宪政规划，最终是要由人民掌握政权，政府掌握治权，由政权控制治权。宪政即意味着“人民主权”，也就是民主。孙中山将“宪政”与民主（民权）紧密相连，而与“限权”相对剥离，这说明他的宪政学说与西方宪政理念有一定差别。究其原因，概因当时中国的执政环境所决定，时值中国内外交困之际，政府威权积弱积危，全国民众在救亡的主题下都企盼着国家威权强大，其注意点都在强国上而不在“限权”上，也就是说“限权”尚提不到日程。
后来，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宪政观又都受到孙中山的影响，也都在同一大的历史语境--抗日战争背景之下，但由于他们的政治地位、立场和信仰的反差，因而其各自内涵、主旨迥然不同。
抗战中“宪政”话语的提出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抗战初期，为一致抗战、救亡，国民党相对放松了对社会的政治控制和压制。1937年初步承认了各党合法地位，1938年设立了国民参政会。以国民参政会为平台，一些党派团体（特别是第三方力量）逐渐将“宪政”与抗战、民主联系起来，矛头直指国民党的政治软肋和敏感问题--“党治”，提出了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主张。蒋介石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公开承认“总理倡导三民主义，其民权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民主政治”，“实施宪政问题，也就是推行民主政治问题。”[8]但紧接着强调，“在抗战没有结束以前，当然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要以军政时期的工作为主。”[9]稍晚，蒋介石又对黄炎培等人说：“各方民主潮流之高涨，是抗战七八年来一种收获，惟不宜借此攻击政府，除此一点外，民主潮流越高越好。”[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