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蒋介石的宪政观，一是将宪政与加强其领导地位相联系，二是将宪政与加强民众守法意识，维护社会秩序相联系。因此可见，他的宪政实质是试图把握“宪政”的话语权，将社会上的“宪政”呼声特别是体制外的民主诉求，用各种办法理顺到体制内，通过对“宪政”话语权的控制来消解民主诉求，以达到对社会思想舆论的控制。因此，1939年以后出现了宪政的“政府推动”现象。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要“积极的主动地参加与领导这一民主宪政运动，使之成为发动广大民众，实现民主政治的有力的群众运动”,要借此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实现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之民主权利，作为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各地应成立国民宪政促进会的群众团体……迫使国民党采取比较进步的办法，同时不拒绝同各党派讨论临时折中办法，并严厉批评各种反对国民大会、反对宪政、反对民主的言论与行动。”[1]中共针锋相对地指出，“所谓合法，就是要合乎民主的决定，合乎人民的意志。……将‘法’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使‘法’有民主主义的内容，决不是只问合乎旧法统或不合乎旧法统，而不问这个旧法统是法西斯的或不是法西斯的。”[12]
也就是说，在抗战中后期，中国实际上存在着“民主”与“宪政”两个不同的社会政治运动和话语体系。“宪政”话语强调在承认现有体制即当时训政体制和《约法》的前提下，商谈其他党派参加政府的问题。民主话语意在通过质疑国民政府的党治体制本身，来颠覆其所建立秩序的正当性、合法性。
毛泽东对宪政的界定，就是在这种特定语境下阐发的。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成立宪政促进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宪政、宪法问题的演讲。毛泽东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13]
透析毛泽东的宪政观，其方法是将宪政与民主相关联并且互释，其主旨是抓住政权“合法性”的根源即民主，其架构相对孙中山的“政体说”，毛泽东的宪政观可以说是“国体说”。将“民主”和“宪政”相关联，在当时既利用了“政府推动”宪政的形式，又给国民党专制政治施压，更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既考虑了体制内的认可，也与其他在野党派呼应，可谓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政治运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