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人性观的表面对立部分来自“性”这个概念本身产生的歧义，而董仲舒的贡献正在于澄清了概念混淆。虽然他同意孟子的出发点，也就是人具有向善的内在潜力，董仲舒批评孟子将潜在和现实混为一谈，并同意荀子的论点：“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于性。”[61] 他通过类比进一步指出：“蚕有丝而蚕非丝也，卵有雏而卵非雏也。”[62] 换言之，人性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而在被唤醒之前还不能称之为善；“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63] 因此，孟子所谓的人性其实是指其它动物所没有的独特人类潜质，而董仲舒所说的“性”和荀子的用法基本一致，都是指体现在圣人身上那种已经发展成熟的道德特征。董仲舒认为，孟子没有足够清楚地区分二者：“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64] 虽然董仲舒可能对孟子有点吹毛求疵，因为孟子只是主张人有仁义礼智四端，并承认道德教育和修身的重要性，[65] 但是他的批评似乎还是有一定道理，因为如果孟子的人性观被解释得过于乐观，确实可能产生忽视道德教化的倾向。然而，一旦清除有关人性的概念混淆，两种人性观并不矛盾。两大学派都承认人性的可塑性、人的道德转化能力以及道德教育的必要性，而至多只是对“礼”作为修身手段的重要程度认识有所不同而已。
根据董仲舒发展的儒学理论，人生来是一种不完全的动物；人具有向善的内在潜力，但是并未达到实际的善。换言之，天性并不决定人类的一切，人的使命正是通过后天的努力完善自己：“天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止之外谓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66] 正是因为有必要后天改造先天不完善的人性，“礼”的道德实践才对于人类社会显得如此重要。政府之所以存在，部分也是为了奖励道德高尚的君子，并积极帮助人民培养德性：“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否则，“万民之性，苟性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矣？”[67]
如果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衡量，董仲舒的人性观也许是不成熟乃至原始的，但是它确实可以从现代文化人类学研究中找到经验证据的支持。为这个学科提供过开创性启示的卢梭认为，人的理性本身就是社会化的结果，而前社会化的原始人也是“前理性”（pre-rational）的；只是在人类合作活动形成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人类才逐渐发展出自己的理性。[68] 现代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总结了这个思想的现代表述，例如基尔茨教授指出：人类是“不完全和未完成的动物，只是在文化活动中完善并完成我们自己”[69]。作为在基因遗传意义上“不完全”（incomplete）和“未完成”（unfinished）的动物，人类只有通过学习和参与文化实践才能成就自己。伯格与卢克曼教授也提出同样的观点，认为对于其它高等动物而言，世界就好象已经被“编程”（programmed）一样，但是对于人类，世界则还有待创造。[70] 和天生就会筑巢的鸟和蜜蜂、天生就会筑坝的海狸或天生就知道如何组织自己的狒狒不同，人类的婴儿从遗传中得到的知识和能力是极少的，根本不足以通过各种复杂的社会交流承担成熟与独立的生活方式。一般动物确实生来就获得高度专门和具体的能力，但是人类却并非生来就具备和其生存环境相适应的直觉结构；直到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和外部世界充分交流并将社会价值内在化之后，这种结构才趋于成熟。[71] 总之，人在遗传意义上是一种未完成的动物，只是在和其他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的社会活动中才逐步完善自己。
由此可见，在人类基因遗传和理性社会生活要求每个人具备的成熟能力之间，存在相当大的“信息差距”（information gap）。这种差距只有通过习俗、礼仪和规则等文化发明创造的社会工具才能得到填补，而这些实际社会生活知识通过文化传统代代相传。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来说，人类个体生物的内在可塑性、不成熟性和不稳定性对稳定的文化环境产生了迫切需要。[72] 文化承载着基因之外的知识和信息，儿童们只有通过学习文化才能生长成熟并处理组织化的社会生活；否则，假如每一代都需要重新发现并颁布自己的道德规则，人类社会是不可能延续的。为了尽快适应社会生活，儿童必须接受代代相传的基本道德规范。“礼”的关键功能正在于按照社会共同接受的基本价值，为每一代年轻人提供社会化的手段。
既然人的道德训练自然从成长期开始，“礼”为年轻一代的道德教育设计了极其周详的方案。青年教育无疑是礼的基本出发点：“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73] 《礼记》向我们展示了一套相当现代的教育计划，不仅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而且也适合儿童个人的能力发展。[74] 从一开始，每个家庭的孩子都接受基本孝道的训练，因为儒家认为尊重家长是所有德性的基础。稍后，至少家境过得去的孩子开始循序渐进地接受“礼”的熏陶，逐步学习诗、乐和基本社会技能，并在成年“冠礼”之后正式开始学礼。在学校里，学生们和老师一起切磋“礼”的道德含义，师生在道德理论和实践上教学相长、相得益彰。
因此，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并努力改造人的品性，礼治促进了社会所有成员之间的人际和谐、集体合作与公共物品的产出。中国历史证明，“礼”的社会整合与道德转化功能对于社会秩序与合作是不可少的，也是简单的法律与惩罚所替代不了的。正如孟德斯鸠精辟指出：“一个人先失德，后违法，而惩罚将他放逐于社会之外，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失去了德性，那么惩罚并不能重建之。因此，当中国放弃了其统治原则，当那里的道德沦丧之后，国家陷入无序，革命便发生了。”[75] 中国近代历史的断流验证了孟德斯鸠的观察，也昭示了反叛与破坏传统道德秩序的后果。
四、五四运动及其超越
虽然遭到法家改革者间或其它势力的零星挑战，儒家的“礼”在中国历史上仍然构成了指引道德思想的主流体系。当然，十九世纪中叶之后，西方思想随着列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一同侵入中国，对原本连续的中国文化传统产生了致命冲击。中国在回应列强挑战中的一败涂地致使“礼”所体现的传统价值规范遭遇合法性危机，也迫使中国知识分子对先前一直引以为荣的文化传统进行批判性反思。困顿于接连不断的国内危机和国际失败之间，这些反思引发了一系列现代化运动，最终从根本上打击了旧的政治和社会体制。[76] 1905年取消科举和1911年颠覆帝制抽空了儒家道德垄断的政治基础，并为系统挑战传统道德伦理铺平了道路。中国再次回到了战国时代所处的十字路口，两千多年前儒、道、墨、法等百家诸子的历史性论战重新燃起了硝烟，并在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等西方思想影响下，所有不同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加入了针对儒家文化传统的论战。[77] 文化保守主义仍然坚持传统价值规范对于社会和谐与人民福祉的必要性，自由主义挑战传统礼制压迫个性和自由的正当性，马克思主义则将“礼”等同于维持乡绅统治阶级既得利益的制度工具和现代化的障碍。[78] 不过这一次，保守主义终于成了失败方。先是经受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影响，尔后又遭到苏维埃传播的共产主义感染，文化论战从右到左、从温和到激进，最终产生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此后，传统“礼教”遭到激进知识分子的猛烈攻击。如果“礼”以前被作为十全十美的永恒秩序的规范基础，无论对于个人成功还是社会和谐来说都不可或缺，那么现在却成了中国在列强面前无能和落后的替罪羊，并最终作为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而被无情扫除。在现代化名义下，传统道德规范或遭立即清算，或被逐渐抛弃。结果到二十世纪，整个价值体系崩塌，给中国社会留下一片道德真空，即便到九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可以感受到其遗产。
传统道德体系的历史性破坏产生了痛苦的后果，挫败了激进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在改造中国文化过程中，他们无情攻击礼制并主张中国社会的全盘西化--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版本，却忽视了文化传统的连续性是建立社会秩序和保证基本和谐的先决条件。遭到唾弃的旧思想不再统治人们的心灵，形形色色的新思维却还在激烈争夺彼此的阵地并争相成为社会主流。在整个社会--至少是社会精英--缺乏共同价值的情况下，中国这个统一的庞然大物终于支撑不下去了，各路军阀纷纷在割据的领地上宣布自己的主权。旧体制垮了，稳定的新体制却没有建立起来；整个国家为众多相互冲突的不同利益所分割，失去了共同认同并陷入了延绵不断的战争，摧毁了激进派原先对现代化的梦想。伴随着外国侵略和军阀混战的乱象，中国只有按照最严格的集权主义原则重新统一起来。五四运动留下的道德真空对人的生命、幸福和财产产生了巨大损失。在帝国改革失败、抛弃传统造成严重恶果、革命信仰遭遇危机以及当代迫切需要统一价值的背景下，有关儒家文化和传统价值的论争对于今天来说确实和九十年前同样重要。[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