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看来，刘作翔先生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因为刘作翔先生从权利主体资格平等中推出权利类型平等，没有严格区分权利主体和权利类型，其论述中隐含着这样的观点：权利位阶地位不是独立于权利主体的地位，而是由后者决定或受其影响。[6]他们认为，“事实上，权利位阶地位主要是由权利自身的价值等因素所决定的，而且权利价值也不是由权利主体（具体的人）的地位决定的。”“权利主体与权利类型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权利主体之间的平等即任何人的权利主体资格的平等，这具有相对确定的、具体的规范性内涵，其中包括：（1）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各主体之间均平等地享有或承担；（2）一方享有权利，他方即承担相应的义务。”与此不同，“权利类型之间则存在一定的位阶关系，它们之间可能因其价值的高低而处于不平等地位。这种不平等并未违反主体资格平等原则”。[7]
同时，他们指出，如果我们承认权利类型之间的平等，那么权利冲突的解决就可能遇到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或者无法再个案中实现正义。[8]
当然，他们也认为权利位阶存在非整体确定性，“因为权利位阶在一定范围内有着部分不确定性，这是由于法律价值的位阶秩序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必须联系具体的条件和事实才能最后确定，为此导致权利体系的内部结构非常复杂，许多权利因其价值地位的非确定性而处于相应的不确定位阶之上，往往需要通过个案来把握，而且在一些复杂的案件中，即使是那些较具有确定性的权利，为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也需要在个案中进行具体的考量。”[9]
（三）李友根先生的观点
李友根先生在其《权利冲突的解决模式初论》一文中，列举了7种权利冲突的解决模式：增加利益资源、设定义务限制、确立权利位阶性、确定权利先后性、权利交易、程序的引入、拒绝解决的模式（包括维持现状、不予解决两种子模式）。
因本文讨论权利位阶理论，因此主要对李根友先生提出的“确立权利位阶性”进行讨论。
李友根先生认为，不同权利之间的位阶关系是确定存在的，这种位阶关系不仅存在于具体的、现实的权利冲突中，也存在于法律规定的权利体系中。
他以我国《破产法（实行）》第37条规定为例对债权之间的位阶关系进行了说明。[10]
该条规定：破产财产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按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二）破产企业所欠税款；（三）破产债权。破产财产不足清偿同意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